商鞅在变法之前，在法令颁布之前，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的木头，然后，告诉民众有谁把这根木头搬移到北门，就赏十两黄金，十两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赏金，所以人民觉得很奇怪，不敢相信，没有人去搬动。
商鞅再下令有谁把这木头移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大家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个比较大胆的人，就把木头移到了北门，秦国政府马上发下赏金。这个事件过后，商鞅才颁布新的法令，他的法令就得到了信赖。
整个商鞅变法期间，有拥护他的，有反抗他的，但是没人怀疑过他的法，因为他的法是可信的。到了最后，当商鞅自己要逃的时候发现，他的法竟然让他都逃不出秦国，只能束手就擒，他的法成功了，约束了秦国的每一个人。
按照中国的观念，商鞅的法是恶法，所以后来两千年，儒家势力一直在打击秦国法制，尽管后来的朝代都不约而同采纳了秦国执行的郡县制，也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再也没有回到秦国时候的公信力了。
商鞅的法制是有问题的，法律太过苛严，动辄割鼻子挖耳朵，但有一个特点，对所有人来说，法律都会执行，或许执行的力度不同，比如太子犯了法无法惩罚，就割了太子师的鼻子，而太子师可是当时的秦孝公的亲哥哥。
跟后世儒家讲究的刑不上大夫相比，商鞅的法律应该是做到了人人平等，尽管人人都很难受，但他确实很平等，因此有人骂他，有人爱他，但没人怀疑他，做到了跟商鞅在城门口立木头时候的初衷。
朱敬伦现在也得立一杆木头，他也要取信于民，跟这些富商的约法，就是他的城门立木，他告诉这些商人，他之前有些疏忽，借了银子忘记还了，晚还了几个月，实在是对不住各位义商，所以他决定除了按照当初约定的利息外，还向这些商人赔偿一倍的损失。
朱敬伦刷刷将这些内容都写在纸上，最后写上保证，从他以下，各级官吏，不得无故逼索百姓财务，若为借债，依据付息，延期当与债主协商，许可后按照约定利息延期，若债主不许，则当立即归还本金，强行拖延，债主可至官府诉告。
在一个个老商贾惊悚的神色中，朱敬伦亲自手持一张官方契纸，上面已经签下了他的大民，请各位商人一一签字，朱敬伦的神色不容置疑，第一个人颤颤巍巍的签下了大名，后面的也不敢违拗，一个个签下后，朱敬伦立刻让黄三公拿去找人勒石刻碑，就立在自己的衙门口，然后还要印刷成告示，发行全省。
这是一份宣言，一份保护私有产权的庄严承诺，朱敬伦就是用自己的行为立一个规矩，他的政府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任何官员都不能无故侵夺他人的财产，包括他朱敬伦也不行。
后世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第一个在英国发生，跟英国良好的产权保护有分不开的关系，后来英美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依然有这种因素在里面。落后国家的富人，都争先恐后的往英美移民，也是这个原因。
一个学者还发出过这样的追问，为什么全世界各国人，都从来不怀疑英语国家会侵吞他们的财富，西班牙语的国家没人信，法语的国家也会被怀疑，唯独没人怀疑英语国家。
朱敬伦很认可，对财产的保护，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也许是对人的权力的保护，加起来就构成了法治的核心要意。
让他感动危机的是，不止是后世，就连这个时代，广東的有钱人遇到危险，都想着往香港跑，自从有了香港，澳门都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了，英国人对他人的权力的尊重和保护，真的值得所有国家学习。
十个国家中，至少有九个做不到香港投毒事件那样的事情，包令的老婆都被毒死了，他还能做到让凶手接受应该的司法审判，最后还能证据不足释放，这种事情那时候是深深触动朱敬伦的心的，这不是某一件事，而是每一件事，相信广東人此时已经很认可英国人的这种品质了，不然不会一边倒的往香港逃难。
现在朱敬伦要做的也是这种事，他需要让所有人相信，广東政府也是会保护大家的权力的，尤其是在财产权上，一定会最为严密的保护。
这个时代，之所以商人赚了钱，就投入到利润并不高的土地上，而不是继续投入到商业中去，就是他们无法安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员剥夺了财产，伍秉鉴这样的顶级大商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小商人呢。
潘承训的族谱中，甚至都不记载他几个儿子接班做总商的事情，豪商自己都鄙弃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投资于商业，投资于工业，将他们的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就发下去了，当商人们真的看到各县城门口、县衙旁，都张贴着这些告示，告诉了大家事情的原委，朱敬伦的自我罚款，以及之后的保证，后面还附有朱敬伦和富商们的签名。
这时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有些已经明白了，朱敬伦在拿他们徙木立信，只不过这木是竖起来了，信有没有还不一定，如果真有人把木头搬走而没有得到赏金，反而更加无信可言，因此富商们真的很期待此时有一个徙木的人，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说法，跟某个衙门打一场官司，看看好不好使，没听过还可以告衙门的，到哪里去告啊？
他们很快就知道要到哪里去告了，因为朱敬伦的告示很快又发到了全县，在各县设立审判庭，派驻法官审案，并且请当地乡绅名宿有功名者公审，哪怕是县令也可以在这里投告，朱敬伦的司法改革稳步推行到了全省。
说实话，各个法官的素质并不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状师，这些状师也被蔑称为讼棍，官员们非常不喜欢他们，常常说他们怂恿愚民诉告，荼蘼钱财，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坏的坏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当地民风爱打官司的话，想做事的官员，不是严格审案，而是第一时间收拾当地的状师。
儒家世界观下的官员，有种息讼的观念，认为某地人爱打官司，就是民风不够淳朴，喜欢争斗，不和睦，他们讲究的退一步让一步，这样就人人和好了，这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官员阶层如此，不是懒政的官员不想审案，而是名臣都是这样。
就连明代大圣人王阳明，王守仁都是这种思想，《王守仁息讼》甚至以一个知名典故流行于世。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王守仁的一个朋友对别人进行诉讼，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便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前来受教。王守仁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不但是对自己的朋友，对老百姓也这样，他被贬到庐陵做知县，这个县的人喜欢争讼，王阳明就把所有官司压下来，发出告示让百姓不要来打官司，说他身体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阵子之后，才告诉别人，不是他身体不好到不能处理这些事，只是邻里乡亲，应该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一些小事纠纷，相互协商，相互谦让，就能够顺利解决；动不动就打官司，不仅伤了和气，实在不是良善处世之道。
最后还和当地人约定：从今往后，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轻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将亲自前去登门拜访，向他们致敬。
儒家这种认为如果一地百姓热衷于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态，在道德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绝对不可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所以朱敬伦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觉得无处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烦，王阳明是大圣人，他或许能够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为，却给了很多懒政怠政的家伙们一个绝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讼自己省事，福健有一个县，好几年县令都没升过堂。
所以朱敬伦不但不主张息讼，而且鼓励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讼师，这些人熟读大清律例，然后派他们去香港的法庭上观摩，请香港的法官培训他们司法程序，当然他们不需要像英国法官那样，穿上滑稽的衣服，带上夸张的假发，他们穿的是官府，朱敬伦找人给他们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说他们在县里跟县令是平级的，但还给了他们审判县令的权力。
至于陪审员裁决制，换成了当地名宿裁决，为了让告诉双方感到公平，这个裁决团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陪审员也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请命官意思是为民请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来打官司，判决也大致能让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朱敬伦的“信”也就一时还立不起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来了，这就说明朱敬伦是想做点事的，能起到一种千金马骨的广告效应，也是不错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来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复杂，让朱敬伦也感到麻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