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颐浩之所以支持，并不是他觉得淮引好，他只是需要军费。
韩世忠部每月就需要二十万贯以上的军费，这让吕颐浩从哪去凑？他虽然可以截留江北税收，可是很多地方根本就收不上来。他直属地区只有开封府和应天府两地，这是宋朝名义上的东京和南京，可是这两地比什么地方都残破，开封府以北直到黄河岸边，几乎都找不到几个人，是一片黄泛区。应天府被刘豫改作归德府，并不是什么富庶地区，漕运现在都很不稳，而且收复两京之后，赵构一高兴，早就免了两地五年税赋，就算有钱也不能收。
剩下的地方，稍微有点钱的，也就是长期被藩镇统治，不久前被赵鼎弄回来的高邮、天长军，以及扬州，其他地方不是残破，就是藩镇的藩地，根本不可能提供税赋。
在吕颐浩看来，他执掌江北，地面宽了很多，财政其实比他在建康府路的时候，更加紧张。
现在不但要管韩世忠部的粮草，赵立部也需要他接济。因为赵立先后放弃了真扬藩镇，徐豪藩镇，现在就留着一个陈留县，赵立是陈留王不假，可一个陈留县怎么可能供应赵立三万大军的开支。
除非朝廷不想要赵立这只部队，否则就得支应赵立。赵立部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吕颐浩要想北伐，就离不开赵立的军队。
赵立部的军费，并不比韩世忠部少多少。因为赵立不贪财，部队是实打实的三万，韩世忠部号称四万多，真实数量有三万就不错了。所以赵立军的消耗，只是略微比韩世忠部少一些，也将近二十万贯每月。
一年下来四百万贯现钱，让吕颐浩从哪里去挖？
能真正解他燃眉之急的，其实就是扬州。扬州每年提供的财政都在涨，目前每年可以给他一百万贯，作为一个州，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在整个国家都是独一份。但依然远远无法满足吕颐浩的缺口。
作为能将一个州经营的拿出一百万赋税的揽财能手晏湲，自然就进入了吕颐浩的视线，吕颐浩多次召见晏湲，向他询问敛财之道。晏湲给他出的主意是借债，朝廷都借了盐债，吕颐浩为什么不能借一笔淮债？
而且张浚已经抢先一步抢了先河了，张浚做事可比吕颐浩更不顾一切，弄起军费来毫不手软。张浚在四川印的钱引数量，已经是以前的二十倍。可依然无法满足军费，因为张浚需要负责的军队很多，除了川陕的吴阶部之外，还有岳飞部一直需要张浚接济，还养活了赵立部一段时间。
因此张浚在得知朝廷发了五千万贯盐债之后，一边不断向朝廷要钱，回头就通过成都的公所借了一笔川债，用川盐作为担保，以五分的利息借了一千万贯现金。张浚可以做，吕颐浩为什么不能做？大家都是地方帅臣，都是大都督，赵鼎没有找张浚麻烦，肯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吕颐浩发难。
所以吕颐浩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要借钱，就得找商人。丢人不丢人？吕颐浩不在乎！
吕颐浩如今位高权重，如果光看官职，一点都不比蔡京低。但论权势比蔡京就小多了，因为南宋滥赏的问题比北宋更严重，存在小功大赏，无功滥赏的弊病。主要是皇权衰微，不得不用这种滥赏滥封来拉拢人心。刘光世这种将领，没什么功劳，官却一升再升，因为朝廷得罪不起他。
文官更是如此，吕颐浩、赵鼎、张浚这些人，都是跟赵构一路南下的，有伴驾的功劳，而且还有拥立之功，他们原先就有不低的品级，一封再封，结果人人的官职都很高，不是太尉就是太师，蔡京努力二十年的成绩，他们两三年就做到了。
但缺陷是，他们普遍没有实打实的功勋，吕颐浩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他在建康都师，前年北伐，他负责节制的部队收复了两京，他也分享到了大量战功，虽然没有封王，却已经是公爵。
如果进一步立功，封王是肯定的。哪怕皇帝这次没有开口，但既然两京可以封王，大名府肯定也可以封王。大名府不但是刘豫现在的伪都，而且是正经的大宋北京。收复北京肯定能封王了，这个王爵大概率就得落到吕颐浩头上。因为赵立已经是王了，韩世忠不可能也封一个王，他资历不够。李慢侯是藩镇，封王太敏感。只有吕颐浩，作为文臣，不受猜疑，而且名义上节制诸将，不管谁攻陷了大名府，这个王爵肯定就落到了吕颐浩头上。
当王爷当然很吸引人，但吕颐浩更在意的是，有这个头衔和功勋，他就能彻底压倒赵鼎和张浚那些权臣了。
所以他急于要一笔军费，只要能借到钱，他什么都不顾了。
于是晏湲牵头，一大帮扬州的大盐商决定承包这一笔债券，两公主和李慢侯承销盐债攫取了一万五千万贯的巨额利润，这种事早就传开了。有实力的大商人，谁不想做这笔买卖，况且很多大商人在淮海公所平台上，都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业经验。
最大的风险，是朝廷会赖账。公主敢做这笔生意，是公主本身就不太怕朝廷赖账，何况还有一个朝廷不能得罪的大藩镇。一群扬州的盐商，却没这种能量。他们必须排除这种他们承担不起的风险，于是他们提了很多要求。
用盐票和粮票交割，是这种票据，已经跟扬州官府、江北百姓绑定了。每年数以百万的农民习惯将粮食换成粮票，分为麦票和米票，而盐商自己大多都持有盐票，他们也做盐票高抛低吸的买卖，用盐票的话，他们很方便。
因为关乎数百万农民的利益，粮票交割自然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性。
但这笔钱是用赋税做抵押的，官府照样可能抵赖，因此他们找到晏湲作保。并且将他们的风险直接绑定在藩引上，绑定在粮票和盐票上。
他们要求晏湲给他们印一笔水火钱，他们用金银铜钱换取藩引交给晏湲。
所谓水火钱，全名“水火不到钱”，指的是换界时候，一些到期的旧钱引并不会来换新钱引。官府每年印的钱引是有数量的，因此到期的数量是可以查到的，但每年都有一些旧钱不来换新，通常被认为是因为水火灾害，这些钱消失了。所以没来换的部分，叫做水火钱。
这笔钱就是官府多印出来，可以自己留着花的余钱了。晏湲给他们的印的水火钱，是五年后换界的钱。如果五年后官府赖账，不还他们的本息，这笔水火钱也到期了，他们就可以在民间抛售藩引换钱。
事实上，他们的风险是跟藩引绑定，藩引又跟千千万万老百姓绑定，只要老百姓肯用，官府不废除藩引，这笔到期的水火钱，就能让他们收回本钱。
这种扬州盐商们商量出的办法，晏湲跟吕颐浩商量之后接受了。吕颐浩没想过赖账，至少当前没有赖账的打算。至于以后会不会赖账，吕颐浩自己也不确定，必定权力更倾向于不约束自己。当年李纲要杀张邦昌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还会有一个刘豫，权力的每一次任性，其实都是在断自己的路。杀了张邦昌这个主动把皇位归还赵氏的文官，刘豫就不敢向赵氏投降了。
于是一笔一千万贯的官债就这样完成了。
晏湲印了一千万贯时间为五年后的水火钱给盐商集团，盐商们从市场上收购盐票、粮票，以及大量现金，交给吕颐浩的都督府，债息为五分。他们会亏吗？不会，他们继续转嫁风险，将债券拆开发卖。他们做的可比李慢侯狠多了，李慢侯在发盐债的时候，分拆的可是一万贯一张，只让大商人来做这么买卖，承担这笔风险。
盐商们却分拆到了五贯以下，显然面对的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这回倒不是让老百姓来制衡官府，纯粹是一笔买卖。
他们将官府给他们的水火钱，作为凭据，发卖给一个个老百姓。告诉他们，手持这种水火钱，凭票按月找他们领利息，他们卖给吕颐浩的债券利息是五分，给老百姓分三分，自己留了两分。但却等于一转手一分钱都没出，单凭组织摊销，白得两分利息，而且一次性计提了出来。一倒手，净赚二十万贯。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持五年后到期的水火钱，每月可以领利息，五年后可以还本，而且就算官府不还本，水火钱也能用啊。所以老百姓也愿意接受，有点闲钱的，禁不住一个盐铺掌柜、伙计的推销，反正也没多少钱，于是一贯、两贯的也就有人买了。
盐商采用这种手段，也跟他们的经营状况有关。由于李慢侯改了盐法，产销不限，导致大量过去那种总商性质，靠垄断包卖发家的盐商不适应，许多都做亏了，甚至破产。但一些适应的盐商，却迅速崛起。这些盐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规模特别大。大多数人有自己的船队，运销迅速，快速变现，快速回本，周转非常快。很多人有自己的铺子，直接面向客户，一次性采购成百上千石食盐，发到一家家铺子里，薄利多销。更有自己制盐，自己销售的。
最顶尖的大盐商，打通了产销一条龙产业链，自己的盐场，自己的盐船，自己的盐铺，除了给官府交税之外，整条产业链的利益都在自己手里，极力压低盐价，打击竞争对手。
因为面向消费者，所以他们摊销的对象，也瞄准了普通消费者。就将债券拆分开来，一贯一贯的去卖。没有实物债券，就是一张张水火钱，票面略低于老百姓给的现金。一斛米在扬州价值一贯五百到两贯钱之间，盐商收两贯钱，给一斛米票水火钱。盐票也类似，因为还要考虑将来收回来呢，官府可是要求将来要回收的。否则一千万贯水火钱流入市场，那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