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仅是给老君封了皇帝，装修装修道观，对道教发展的刺激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武则天接下来还主持在全国大修道观，发展道士，同时加大了道经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兴之所至，她偶尔亲自操刀，写了不少东西，比如有《一切道经》《洞渊神咒经》等，这些对于道教经籍建设的作用来说，绝对不是增加一两本藏书那么简单，它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理论化建设，引领了一种潮流，出现了以注解老庄为主的重玄学，同时也为《开元道藏》的编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内容后面再详细介绍。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武则天向李治建议，要求王公百官都要认真学习《老子》，并且把《道德经》纳入科举考试，“自今以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从此，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道德经》，和《孝经》《论语》一起考试，并把《道德经》列为上经，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要认真学习领会。此外，她还前后举办过七次佛道辩论大赛，内容涉及两教的哲学本体论、发生论和认识论等众多方面，这就是打算从文化领域入手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了。等到741年，唐玄宗又正式推行了道举考试，把《老子》《庄子》《列子》等道教典籍作为考试内容，这是后话了。自此，道教实际上才算得上正式成为了皇族宗教了。
有关唐朝的科举，和道友们非常熟悉的后世那种八股完全不同，唐朝的考试、形式、内容要丰富得多，所以人才选拔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一年一度的常贡科，就包括明经科、进士、明法、书、算等等。唐代除了在明经科中增加了《老子》以外，还把明经科进一步细分成了三传科、三史科、三礼科和崇玄科等专业，这个崇玄科自然就是道士专业的考试了。科举考试的其他详细内容就不多讲了，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为了提升道教的影响和地位，把道教的经典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中，但是为什么会把《老子》和《孝经》《论语》一起考试，而不是和其他的呢？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深层次的原因就不多分析了，只说说个人的认识，就是这和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极为重视的忠孝思想有关系。
忠孝思想恰好是佛教的短板，在前面讲到佛道之争时，道士们常拿忠孝问题来说事，以此攻击佛教，很多皇帝也由此厌恶佛教。比如北周武帝灭佛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应退还家”，当然了，道教也没有完全脱了干系，同样受到了一些牵连。
624年傅奕上疏废佛也有“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这一理由，“移孝为忠”，忠、孝本来就是一回事，所以，和尚们的不孝行为就等于是不忠行为，你都不忠于这个国家，那还不灭了你啊。所以，为了补全这个短板，佛教不得不临时造了部伪经《父母恩重经》。道教呢，虽然没有被直接指责不忠不孝，但眼看老对手都能厚着脸皮弄了本假书出来了，宣扬自己既忠且孝了，怎么也不能落于其后，于是，隋唐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道教报恩经。
早期涉及报恩思想的道经有《洞玄灵宝道要经》和《太上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大约出自隋末唐初时期，后来又逐渐出现了《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玄天真一报父母恩重经》和《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生经》，所以，有学者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专门研究了道教的报恩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这里就不深入研究了。
接着说科举的事，《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和《论语》一起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证明“孝”一直是唐朝统治阶级极为重视的教化内容，而《老子》能和这二书一并列入科举，也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它的重视，里面也许也有对道教报恩思想的认可吧。
如果您以为这就是武则天所能做到的极致了，那就错了。为了更进一步提升道士的地位，她还改革了宗教管理机构，道士、女冠由原来的鸿胪寺管理改为“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地位仅次于亲王。如果道士、女冠犯了法，由教规处理就行，地方法律不能处理他们。同时还要求每州必须修建不同规模和数量的道观，道士的数量也都有国标统一遵照执行。这些规定，就是纯粹为了提升道士的地位了，造就了一批地位仅次于宗室的、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特权阶级出来。
唐初时，宗教的管理统一都是由鸿胪寺负责的，寺庙、宫观、和尚、道士等都包括在内。鸿胪寺道友们可能在文学作品里经常听到，这是一个负责管理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的机构。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则天把道教的管理从鸿胪寺里剥离出来，放到了专门管理天子族亲属籍的宗正寺里，并在下面单设一个崇玄署，编置上给配置了一令一丞二府二史二掌固六典事的公务员编制体系。这里稍一想就发现，道士由管理自己家族事务的机关负责了，意味着皇室把道士看成自己家里人了，比和尚们的档次那就明显高了不少。
当然了，皇室如此重视道教，道教迅速发展，规模也日益扩大，仅在顶层设置管理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因此，为了更好的管理道教，唐政府一直推行以教管教的政策，在全国设置了地区性的道官，称为道门威仪，也叫道门威仪使，职责就是“监领诸道士”。
随着道教地位的提高，想要当道士的人自然就会增加，但在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当道士的门槛是很高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道士的。同样，道官的选拔更加严格，比如担任过全国性威仪的道士有唐玄宗开元时代的胡紫阳、司马秀，天宝时期的萧园裕、王虚真等人。
不熟悉道教的道友们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些人，这些可都是道法高深的名道，仅就胡紫阳来说，他是李白的好友，李白还曾给他写过一篇《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对他的一生作了简单总结，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之高。
另外，他的弟子胡齐物，是玄宗时负责《道藏》编纂的主要道士。弟子元丹丘，同样也是一位高道，同样和李白关系极好，李白给他写的诗就更多了，比如《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西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颖阳别元丹丘之淮阳》《以诗代书答元丹丘》《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与元丹丘方城谈玄诗》《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题元丹丘山居》《题元丹丘颖阳山居并序》《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可能还有别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不得不对李白大大说声服，不愧诗仙，仅和这位道士有关的诗就写了如此之多。当然，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元丹丘和李白关系不一般，人以群分，不是什么人都能和诗仙做朋友的。所以，弟子如此有名，当老师的胡紫阳水平怎么可能会低。
上面所说的全国级的威仪道士，在道教的管理体制中，国级下面就是地区级的，最基层的则是每个宫观，选拔同样严格。仅就每一个宫观来说，按规制要设三纲，分别是“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统众事”，就是这三位来具体负责掌管一个宫观的宗教活动，算是政府委任的最基层道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居委会吧。
由此，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宫观，大唐就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道官制度。政府任命的道官，一般来说都是道士，体现了道、俗两个渠道，这当然是一种君权至上的体现，又使道教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同时避免出现那种宗教凌驾于皇权之上或宗教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情况产生。
在高武时期，李治虽然一直病歪歪，武则天则扮演好了一位好妻子的角色，里里外外一把抓，不但打理好了内政外政，还帮着老李家处理好宗教问题，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实际行动，道教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实在是功不可没。不过这样一位有野心的女人，在李治死了以后，失去了最后束缚的那颗不安分的心，对道教是福还是祸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