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徽宗和钦宗爷俩一起被请到北方赏雪，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南宋，不知道道友们心里是否有个问题，就是徽宗佞道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算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被金人打到南方划江而治以后，南宋第一任皇帝高宗赵构是否会吸取教训，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呢？或者说南宋的宗教政策是怎么样的？
道友们闲暇时翻翻南宋初期的历史，或者从《岳飞传》等小说中也可以大概了解到那时的宋金两国一直没有停止过争战，一个追着屁股打，一个拼着命抵抗，高宗皇帝总算依仗着地利勉强稳住了形势。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就是在火线上，由张邦昌一般文武的捧场在南京（不是现在的南京，是应天府，即河南商丘）改元建炎登基了。高宗一开始就启用了李纲为相，把主和派一众人等凉了起来，虽然也只是维持了几个月，这对稳定局势、提振士气还是很有效果的。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道教再一次进入了南北不同步的发展时期，北方是新道派在民间开花结果，后面会讲到太一、大道、全真等各派，南方的政府则吸收了徽宗的教训，虽然依旧崇道，但是在管理上却严格了，而且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了下去。
首先，高宗照样是大修宫观，就算没钱也得修，这显然不是打击道教的节奏。对于这种盖房子的事情，个人还是表示理解的，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老传统，有了钱就喜欢买地、盖房子，皇帝也是一样，天下都是自己家的，喜欢四处盖房子也不稀奇了。修建这些宫观，除了自己有个地方拜神求保佑以外，剩下的自然还是出于政治动机，利用道教加强封建统治罢了。
高宗都修了哪些大道观呢？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的第二天，就下诏“筑景灵宫于江宁府”。这个景灵宫早在宋真宗时期就在京城和曲阜修建过，当时是为了供奉所谓的“圣祖及圣祖母”，这些前面都讲过了，高宗就是在效仿先祖。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就是杭州以后，于1143年二月在杭州修了一座景灵宫，理由的是“迎还列圣粹容……用慰祖宗之灵”。史料称这座景灵宫“极土木之华”，这还不算完，1151年又进行了扩建，增修了“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有七楹”。
另一座重要的宫观是显应观，综合各方面史料和小道消息，显应观应该是在绍兴十七年（1147年）重建的。据说高宗刚登基那时候，秀王夫人梦到了一个自称是崔府君的神人抱着只羊来见她，不久她就有孕了，这个孩子就是下任皇帝宋孝宗。
听了这个消息，由于还没有手机、电脑，所以大家赶紧就跑去图书馆查资料了，最后查询结果是还真有崔府君这位神仙，他就是东汉的崔瑗。没有借口还想修呢，何况还有这样一个不得不修的理由，所以这座显应观是借了崔府君而建的，最初是修在钱塘南的，后来定都杭州以后又在西湖边上建了一座，反正皇帝不怕花钱。这座显应观同样是“祠宇宏丽”，值得一提的是里面有一条特殊的长廊，画了大量的“铁骑戎卒”、“戈铤旗盖”，显然是被金兵打得有了心理阴影，希望通过这些雄壮的兵甲和神仙们来给自己提振些士气。高宗退位以后，还依然会到显应观里祭拜，而且还曾经赏下金银来进行装修。
1144年，为供奉四圣真君，高宗又在西湖上修建了一座延祥观，“极壮丽”，里面供奉的神仙全是用沉香雕成。1147年，又修了太一宫，“凡一百廿十楹，分六殿”，道士除了每年有钱粮供应，还有免税的田产。1155年，又修了洞霄宫，“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为此陆游还曾专门作了《洞霄宫碑》。1156年修苏州天庆观，等等吧，总之高宗修宫观就是大手笔，要大、要华丽，感觉这就是在为自己加油鼓劲，打不过金人，从这方面寻找些安慰。
下面再看看高宗身边的道士，上一章中刚讲到了王文卿，这是一个极有政治眼光的聪明道士，他在徽宗时期，准确说是靖康元年的时候，眼看北宋皇朝面对金兵来袭即将倒台，皇帝都没有安全感了，自己还是早点跑路吧，于是就请假说家里有八十老母需要照顾就回家了。高宗对王文卿还是非常崇信的，终归是有真本事的嘛，所以在杭州稳定下来以后，1143年就派人去请他。冷眼旁观了徽宗的佞道和林灵素的浮沉的大戏，王文卿的政治敏感性的确是锻炼出来了，而且那几年金和南宋战事正酣，朝廷先是罢了韩世忠、岳飞、张俊的兵权，接着岳飞又被害死，所以到这个皇帝身边实在是个雷区，风险太高，王文卿就一直没有答应，这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153年他去世，聪明的王文卿也没有再跳进那个泥淖乱局之中。
王文卿不来，肯定有愿意来的，当时最受尊宠的道士是皇甫坦。皇甫坦字履道，出身来历都不详，据说是四川人或山东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称“其世代地里莫详”，有的史料说他是临淄人，避金人而去了四川，总之也没人愿意花时间去考证他。皇甫坦自称是遇到了唐代隐士朱桃椎，得了他的真传，学到了内、外丹法，据小道消息可能是得了本手抄本的医书、道经。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显仁皇太后得了眼病，估计就白内障，反正是谁都不能治，恰好下面有人向高宗推荐皇甫坦，说这位道士医术、道法那是相当的高深，我舅舅的姨母的三表姑家的外祖母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被他治好的。高宗开始也挺不放心，初次见面，防人之心还是要有的嘛，于是就打算先问问，于是就问皇甫坦如何治身。皇甫坦说：“臣的治身就和陛下治理天下一个道理，陛下无为则天下大治，心无为则身体自安，这就是无为之妙。”
高宗一听，嗯，挺有见地的样子，深以为然，于是就跑到后面对太后说，今天请来的这个道人，很有见识，医术自然也不是那些凡人医生所能比的，您的眼睛有希望了。
第二天，便请皇甫坦来治病，具体细节史料没有描写，只说一番嘘呵叹气，反正用的时间不短，好在最后太后的眼睛重见光明了，于是一番感谢赏赐自不在话下，不久皇甫坦就辞行云游去了。
第二年，高宗派人送他信，表达了一番思念之情，希望他早点来京相见，皇甫坦便再次来京。这一次，二人也就成了老熟人，高宗就问他有没有长生的手段，教教我呗。皇甫坦直言：“这个嘛，不是没有，也不是我不愿意教，就是恐怕陛下做不到，您看啊，我们都是住在深山老林里面清修，远离了权力、金钱、美女，清虚寡欲为先，这才只是长生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显然就不适合您啊。”
高宗想了想，唉，权力，勉强可以放下，金钱，那不算个啥，美女……算了吧。第二天，多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高宗又问皇甫坦，有没有不用去清修的路子啊？皇甫道长只好说：“仙人道士非有灵，积精累气以为真”，高宗这才算死心，也对道士的坚持有了了解，于是各种经书送上，字画笔墨也不少。
皇甫坦也的确是一个一心修道的高道，不久后又坚决请假，要求回山，高宗强留不得，只好派人去庐山给他修了道观，说庐山风景也不错，主要是比四川离得近多了，方便他经常来杭州看自己。等到高宗退位以后还曾召见皇甫坦，二人如老友一般，经常在西湖显应观里喝酒闲聊。后来，二人又数次相见，喝酒游玩，谈修真之妙，直到1178年，皇甫坦在青城山羽化。
其他道士还有茅山道士张椿龄，这是由于高宗对茅山及三茅真君的崇信而崇信的一位道士，曾赐他“寂静先生”的称号；张天师的后代，其中三十二代张守真，曾被赐号“正应先生”，以及三十三代张伯璟。还有谯定、姚平仲、刘居中、饶廷直等等，其中也不乏女冠，如唐广真等。对于道士的崇信，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说明高宗对道教的崇信。
设置宫观使是在真宗时期就有的政策，高宗对这一政策执行得非常到位，由于皇帝重视，所以大臣们也都争着去当这个宫观使，这种风气一直在南宋得到了传承。其他的，比如每逢重要的节日要安排和尚道士举行大小祀典、斋醮活动等等，原来有的高宗基本上都没有取消。
通过这些崇道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高宗对于道教的崇信，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以外，还有一种依赖，寻求安慰的心理在里面。
那么高宗对于佛教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由于高宗在和金兵的连年战争中仍然不惜财力物力扶植道教，一心和道士们研究道经，学习长生不老之法，有志之士自然是有些意见了。不过他们不敢直接针对高宗，挑战皇权可以博一个青史留名不假，但是一不下心脑袋就没了也是真的，把他们很巧妙的也没有针对道教下手，而是迂回对佛教开了刀。
早在1135年，户部侍郎王俣就上疏，大概是说我们和金国连年开战，花的银子不计其数了，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有广大人民百姓的血汗，也有商人的贡献，当然了，我们这些当官的也没少出血，大家都心怀国家大义，百分之百的付出了。可是您看看寺庙里的和尚们，当真是铁公鸡，一个铜板也没见他们拿出来，一个县就有数千和尚，一个郡都有上万和尚了，他们“不穑坐食”、“暗损国计”，陛下应该特殊时期特殊对待，也得让他们拿出钱米来拥军，也不用多，一个和尚一年交五斗的钱粮就行了。
高宗于是就派工部和户部成立一个调查组，下去实地考查后，和王侍郎说的一样，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不知道高宗有没有想想，道士们不是同样不种地吗，所以说佛教当真是躺着也中枪了？当然了，真要是被逼急了，高宗对道教也是能下手的，前面不是讲到过嘛，在1127年的存亡之秋，五月，高宗不是一样罢“天下神霄宫”，六月，又把天下神霄宫的钱粮全都当军饷发了下去，七月，又把东南诸州神霄宫的钱财收归国用，所以最终还是政治说了算。
1145年，国家是越来越来越没钱了，于是又有人建议不能再让“僧道坐享安闲”了，要把和尚、道士们按照职称、职务级别分成九等，依次交纳人丁钱，钱数从二千到一万五千不等。到这时候，显然就也开始针对道教了。到1158年时，就连佛寺、宫观里的佛像神像都被收上来铸钱，更不要说民间的铜器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柴荣当年限佛时，同样收缴了佛像铸钱，不过二者性质还是不同的，柴荣主要是为了限佛，而高宗则纯粹是被缺钱闹的。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高宗不再崇道了，通过上面所讲修建宫观、崇信道士等行为来看，高宗还是能坚持不懈的，特别是在崇道上，所幸他始终没有失去自我，没有沉迷到追求长生不老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惟治道贵清净，故恬淡寡欲，清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