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神乐观，这是朱元璋为管理国家祭祀、典礼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由于道士在斋仪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在里面上班的有很多道士。不是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嘛，古人哪有不信天不信命的，而敬天啊、祭祀啊之类的就显得特别庄重，也比较神秘，所以神乐观的成立为道士步入官场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清初时神乐观还在沿用旧制，满人皇帝想学汉人，礼乐方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还有点高深，暂时弄不懂就没有过多插手，里面依旧有道士按时上班，有事的时候一般也是道士主持，他们的待遇和普通官员也一致。
到乾隆七年（1743年）时，乾隆开始对神乐观进行改制，里面的道士全部被清退了，留下来的乐官们也被要求保证不信奉道教，否则也会被辞退。经过这次重组，神乐观里最终留下了480人。
不久，在太常寺的主导下，神乐观又经历了一次去道教化，里面的天师、文昌之类的神只全被请了出去，并且具有道教色彩的印信、官职名称等等也全部被取消重新设计，可以说彻底抹去了道教的痕迹。哦对了，神乐观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道观，所以被改成了神乐所。
对神乐观的改变表明了一个负责国家祭祀、礼乐的重要部门完全和道教脱离了关系，在体制上和道教划清了界限，成为了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普通部门，道士们再也不可能通过神乐观这条终南捷径进入官场了。
接着，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道士的统一管理，管理机构沿用明朝旧制，中央设道录司，归礼部的祠祭司管理，大领导就是司长，下面设八位管事，分别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灵和左右玄义，具体负责各项管理工作。府一级则设置道纪司，里面设有从九品的正副都纪各一位，州一级则设置道正司，里面有道正一位，县一级则设置道会司，里面设有道会一位。注意，这些是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官员，并不是道教机构，里面上班的也不是道士。
另外，乾隆专门为龙虎山安排了一位提点，辅佐张天师管理道教事务，当然也算是朝廷对龙虎山的一种监督。
通过这种从上到下的分级管理的体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把全国的道士们管理起来了，而且是把道士完全从体制内剥离出去，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
制度有了，管理机构也有了，接下来是房地产方面的政策。
顺治时期对现存的宫观并没有特殊的政策，总体上是保护为主，承认道士对这些房地产的所有权，不过对新建、扩建有比较严格的管控。
乾隆接班后对建新寺观的管控更加严格，规定只允许修修补补，坚决不允许新建。之所以这么规定，原因是乾隆总感觉民间有一股喜新厌旧的不良风气，很多旧的寺观实际上还可以用一百年呢，就是因为小或因为旧了就想推倒新建，这是对土地和财富的巨大浪费。
另外，乾隆还怕道士们借着修补道观乘机敛财，特别是那些较大的敕建宫观，如果有修缮的工程，必须要派地方官员去监管。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丫髻山玉皇阁重修的时候，乾隆就派人去当监工。
对于新建寺观的问题，虽然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事无绝对，所以乾隆要求地方官府要把好关，要严格审批。
当然了，乾隆的想法是不错，不过下面人执行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到了乾隆八年，干脆就正式下令禁止新建道观，这个禁令对佛、道二教，特别是对道教的发展影响还是相当大。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限制道教的话，那么度牒的管理对道教的发展影响就大了。
从顺治后期度牒的管理就越来越严格，对于没有度牒的僧、道原则上要求回家种地，直到雍正时期，宗教管理的政策一直比较稳定，度牒发放的也不多。
到乾隆时期，度牒管理进一步加强。乾隆认为和尚道士们天天躲在深山寺观里，大门一关，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万一藏污纳垢、伤风败俗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要是聚起一帮子绿林好汉，行反清复明之事怎么办，这些都得提高警惕，得提前预防，得好好管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制道士的人数，越少越安全。
最初，乾隆规定，除了龙虎山张天师可以发一部分度牒以外，不管哪个门派，想当道士必须得到官府申请，经过严格政审，祖宗八辈都要查个底掉才可能给你发证。至于想弄个假证，悄悄地出家，那是犯罪，有胆你就试试看。
乾隆二年，又开始实行度牒管理的保甲制，这招就厉害了，想出家就要有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担保，出了事要受牵连的那种，所以没有把握谁会给你担保？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了道士的管理，还增加了出家的难度，希望出家的人会少一些吧。
如果一套流程走下来没有什么问题，道士终于拿到了这张朝思暮想的度牒，从此就正式成为有身份的人，这里友情提醒：注意千万要小心收藏，勿使遗失，这东西可比现代人的身份证重要得多。
政府同时要把道士造册，各地逐级汇总后交到省督抚老爷手里，在乾隆想来，这是一套相当完美的流程。
看在龙虎山的面子上，乾隆同意正一道士由龙虎山自己发放度牒，当然数量是有限的。这项优惠政策却没有给北方的全真教，想报名参加全真教的人也需要经地方官府批准办手续。由此可见，全真教的地位显然比正一道差了不少。
事实上，乾隆还是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再完美的想法都过不了江湖这一关。这套度牒的管理制度从开始执行的那一天起就被下面人各种操作，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演绎得那叫一个精彩。四年以后，乾隆拿到了一份统计报表，一看吓了一跳，全国共发放了三十多万份度牒，准确数字是份，这和自己预想的千八百的数差距有点忒他娘的大吧，原谅乾隆爆粗口，因为下面人简直是不拿皇帝的命令当回事嘛。
于是乾隆又想了一个办法，决定施行师徒传牒制，也就是说徒弟是没有度牒的，只能等着继承师傅的遗产，政府以后就不再发放新度牒了。
在乾隆想来，这样和尚、道士的数量总不会再增加了吧。这个政策推行下去以后，乾隆很期待自己这个英明的想法到底效果如何，更想知道和尚、道士每年能减少多少，于是就很期待地要求各地督抚及时统计上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经过手下多名高级会计师的统计分析，令乾隆欣慰的是，从数字上看，各地上报的僧、道数量的确是在减少，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游戏，实际上是多了还是少了乾隆心里也多少有点数。
后来乾隆也想明白了，政策总归是要手下人去执行的，最难猜的就是人心嘛，所以说有人就有江湖，在处理这个有千百年历史的宗教问题上还是要更谨慎一些，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社会的稳定，乾隆最终也转变了思路，决定缓慢推进，首先要保证和尚、道士们老老实实地呆在寺庙宫观里，不要出去四处搞事，其他的来日方长。
等到了乾隆后期，由于国富民安，社会安定，乾隆也就慢慢地不再把和尚、道士的这点小事儿放在心上了，甚至感觉以前过多重视处理那些事情有点过于敏感了。感觉这也是乾隆的一种极度自信的表现，自信这些人不会掀起什么风浪了，就算有什么情况发生了自己也可以谈笑间潇洒应对。
从此，严格的度牒制度也就逐渐废弛了，不过那时候真正有度牒的道士已经很少了，以至于各地官府想找个道士出任道官都找不到人，于是就有人建议补发一些度牒。有赞成的自然就有反对的，反对方说有度牒的道士是少了很多，不过私下里出家的和尚、道士加一起恐怕都有几百万了，那么发多少张才合适？另外就是对于有本事的道士来说，有没有那度牒也没什么大关系，政策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就别改了吧。
乾隆想了想，度牒制度对于宗教管理、限制取得了成功，也完成了使命了，以后就不限制了，谁愿意出家就出家吧。
到嘉庆登基以后，以尊儒重孔为中心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成型，不需要有过大的改变。嘉庆也比较稳重，继续沿着重视封建礼教，极力抬高孔子地位的道路砥砺前行，声称自己要以文教治理天下，要以孝治理天下，至于佛教、道教，哪有心思管它们，只要是不闹事，不添麻烦，在民间自己发展就行了。
此后的皇帝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哦对了，道光年间，龙虎山的五十九代天师张钰曾经收到过一封挂号信，信是皇帝派人送来的，张钰心血来潮，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皇帝敕令说：“停其朝觐，着不准来京”，这意味着龙虎山彻底失去了接近皇权的机会，想要恢复以前的荣耀，难度系数不知道高了多少了。
不算努尔哈赤、皇太极这两位，顺康雍乾嘉这五代皇帝对于道教都谈不上崇信，虽然出于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的喜好对一些道士有所宠信，但是从本质上说对道教都非常警惕，甚至有很大的偏见，总体上也是以限制和打压为主旋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宗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道教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也就不再值得皇帝去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