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刘门的说法是萧天石开始叫起来的，刘门道、刘门教也是他开始叫起来的，当今学者则大多把刘门教和后面要讲的太谷学派放到一起来研究，因为二者都有用宗教改造儒家的特点，或者说都是有着宗教性质的儒家学派。有道友可能会说了，刘沅是与道教有极深的渊源，宣扬道教非常努力，还好几次捐款修青羊宫、二仙庵、武侯祠、新津县天社山老子庙、纯阳观等，这样就足够给槐轩学派定性了吗？
地球人都知道，四川自古就是道教盛行的地方，前有张天师，后有李涵虚，道教氛围自然是相当浓厚的。在开门授徒时刘沅发现，民间对于各种神神鬼鬼的信仰太厉害了，成都的百姓们太迷信了，就算是他的学员也一样。于是刘沅就有了借助鬼神信仰来加强刘门的凝聚力和搞教学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刘沅认为道教在这方面无疑是强项，既然大家都信道教，于是就以它为切入点，引进了道教科仪的一些东西，稍加改造后，成立了一个“法言坛”。
开坛是道教做法事、斋醮时用的，前面讲到过，正一、灵宝、上清和净明四大法坛后来合并成了龙虎山万法宗坛，这算是正统的道坛，是官方认可的。而在民间，也有一些小的道坛，刘沅成立的这个法言坛就算是这一类。刘沅成立的这个法言坛其实就是在门内讲法、做法事的一个场所。
既然成立了法坛，就要有相应的活动，于是刘沅编写了一本《法言会纂》，内容、格式各方面都是参照着道教设计的，比如有求雨、敬神、赈灾等，再由职业道士主持，既专业又非常接地气。
刘沅之所以搞出这套东西出来，显然是想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教化民众，传播思想，“借鬼神以明道”，自古大家都是利用这一套，只要好用管用，冷饭多炒几次又何妨。就这样，刘沅借助道教的神仙体系、法坛、影响力，达到以儒为宗，以道为用的目的，儒家的思想加入了道教的元素，并且利用了民间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对于学派的发展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槐轩成为成都最好的学校，据说在刘门学习还是很轻松的，平时弟子们早晚都要静坐，存神养性，因为自己深受体弱之痛，所以这方面对学生们就有了特殊的要求。学习方面，一般都是让门人们自学，遇到问题先记下来，然后他会定期登台讲课，顺便答疑解惑。对于束修多少也没太高要求，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同时学习，有的一学就是十几年，所以院子里的人气还是相当旺的。
由于学生越来越多，原来那个小院就容纳不下了，所以逐年扩建，到了道光年间已经发展到占地50亩的大院，时称刘大公馆，学术界则称儒林第。当时大门上挂的是伍肇龄写的“儒林刘止唐先生第”的黑底金字大匾，令人惋惜的是，这块大匾在1958年修建锦江宾馆时被拆除，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从刘沅开创槐轩学派起，历年以来正式注册学籍的弟子多达数千，这些都是刘门的真传弟子，其中有一百多人中进士或举人，三百多位贡士，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刘沅的后代中，八十年内一共出了八位优秀人才，或中举，或被点为翰林，江湖人称“八龙挺秀”，在蜀地传为佳话。
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来文，通知他出任湖北天门知县，具体为什么朝廷会起用他不太清楚，很大可能是由于哥哥的关系加上他在四川的办学成绩传到了北京，而此时的刘沅已经59岁了，这么多年醉心于做学问，教书育人，早就熄了升官发财的心思，是啊，做学问多好啊。另外这一年他唯一的儿子刘芗林刚刚病故了，当时心情之差可以想象了，所以，刘沅坚决不去，理由是“丁艰守制”，因为我家老母刚过世，我得守孝，谢谢皇帝赏识，实际上当时老母已经故去15年了。
还好，北京的大老板没有和他较真儿，表示不追究真的假的，不但不夺情了，而且还给他封了一个国子监典簿的散阶。对于这种照顾，刘沅也感觉是个负担，没过多久便找了一个理由辞职了，我就想安静地当一个老师啊。还好，北京那边也没再打扰他，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刘沅在槐轩老宅去世，寿88岁。
大概是刘沅去世的第二年，云南布政使林鸿年来到四川，偶然看到了刘沅的着作，异常惊喜，于是打听刘沅要去拜见，结果听说人已经故去了，便找到了刘沅的弟子刘芬，请教学问后，还把他手里所有刘沅的着作买回家里。后来林鸿年罢官回到福建，就把刘沅的学问传播开来，渐渐地刘沅在福建有了名气。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总督锡良上了份折子，希望能把刘沅列进儒林传中，当时他是这么说刘沅的：“孝行孚于乡里。裁成后进，亲炙者数千人。着作等身，手定者百余卷”，同时把刘沅写的《易》《书》《诗》《三礼》等共十一部着作罗列出来，增加说服力。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面下来批复：“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告诉锡良，你的请示朕准了，也安排下面人去办了，国史馆也把刘沅列进儒林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刘沅传是在清国史馆本传中，有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刘沅是被收进了《清史稿》里的，而且还写在他的论文里面。为此专门在《清史稿》里仔细查了一下，虽然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还能勉强看清，不过真没发现里面有刘沅的名字。当然，也许是我真没找到，如果道友发现了请告知。
抛开其他的不说，仅就做学问来说，刘沅完全是配得上川西夫子的称呼，一生师儒为志，着作等身，这是对他非常恰当的定义。
光绪年间，刘桂文、刘芬等门人后代众筹创办了“守经堂”，把他的着作进行了加工整理，共集了二十二种，名为《槐轩全书》，并付梓刊行。
《槐轩全书》有过很多版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主要有光绪本、西充本和巴蜀本三种，内容有所不同，不过大多散佚了，散落各地的这些版本被学界称为“无价孤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均强博士曾做过《槐轩全书》的专题研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查一下。
其他方面刘沅也有很多值得讲的地方，比如医术、养生，特别是诗、书更佳，在青羊宫、二仙庵等很多地方还收藏着他的题咏，杜甫草堂还保存着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游草堂寺庙时写的七律诗碑。双流县文昌宫曾有一通碑，刻着刘沅在嘉庆二十一年（181年）秋重游故地时写的四首七律，诗就不摘抄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欣赏一下。
萧天石在《道海玄微》中对刘沅的学术评价说：“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秘钥，融道于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镬。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着作之内容性质而言，则称之为道化儒家亦可，称之为儒化道家亦可。其内养及修持方法，则又纯用道家金丹宗手眼，而略带少分藏密色彩。故自创‘刘门’以后，则又纯属道家人物。……讲学规模，以儒家为主；功夫修炼，以道家为本。不奉佛氏，亦不诋排，间举扬之以助传心，期融会三家而贯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