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0月（一说是1903年），俄国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奥布罗切夫来到敦煌，用少量的俄国特产从王道士手里换走了两大包经卷。据说1904年，还有一位德国探险队知道了藏经洞的消息，只不过因为时间原因有点纠结是不是去，于是这些人用扔硬币的形式做决定，万幸他们没有来。事后队长勒柯克说：“应属于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和伟大的发现就因为一枚硬币与我擦肩而过了。
此后，敦煌县长又换了黄万春，没理会藏经洞这件事，在任县长王家彦是1907年3月7日上任的，不久接待了一位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叫斯坦因，1862年12月21日生于匈牙利，10岁时到德国上学，精通多种语言，非常喜欢马可波罗、亚利山大，还有中国的唐僧，所以大学选择了研究东方学。21岁博士毕业后，他到英国读博士后，专攻东方语言和考古学。26岁时，他到英属印度教育部工作，于是就盯上了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文物。
1900年5月31日，斯坦因第一次开始中亚探险，7月20日来到喀什，开始为考察做准备。准备工作非常繁琐，不但要和当地官员打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还要购买食物、装备，此时精通东方语言和文化的斯坦因有着很大的优势。这次考察主要在和田（当时称和阗）地区，收获非常大，装了12只大木箱，一千五百多件文物。
在他回到和田的时候，还帮知州潘震破获了一个叫阿洪伪造文物的案件。这个阿洪是个文盲，但是很会编故事，说自己到过很多遗址，从里面得到了不少宝贝，并且把这些宝贝卖给了外国人。斯坦因结合自己的考察经历，成功揭开了阿洪的骗局，不但名声传遍了欧洲，也获得了潘震的友谊。
回到英国以后，斯坦因根据自己的考察经历和对文物的研究，写了一份《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一文，并以此文参加了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收获了一批粉丝。再接再厉，他又写了一部《古代和田》，成功地引爆了欧洲对中亚的研究兴趣，鉴于他的成就，英国政府不但给了他国籍，女皇还给授勋封爵。
1906年4月，这是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新疆，而且在喀什还物色了一个湖南秀才蒋孝琬给自己当师爷，当然外国人管这叫秘书、助手。为什么选这个人呢，一是这个人当时就在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的代表手下工作，比较忠诚，二是他有很深的古文功底，这才是斯坦因最看重蒋孝琬的地方。
一行人一路向东，边走边对遗址发掘，1907年3月12日来到了敦煌。王家彦县长亲切地接待了斯坦因，得知这位外国人想对敦煌考察以后拍着肥厚的胸肌连说没问题，为了方便这个老外的活动，还赠送了一部珍贵的《敦煌县志》。这样，斯坦因四处考察就更加方便了，有了县太爷这么个大旗扯着，谁敢得罪他啊？
斯坦因一个外国人显然力量有限，所以他很快就找来了一个帮手，一个被从新疆驱逐到敦煌的土耳其的商人扎希德伯克。这个土耳其人在敦煌有一定势力，就是他对斯坦因说起了藏经洞的事情，斯坦因和蒋孝琬顿时意识到这个藏经洞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宝藏，于是赶紧来拜访王道士。恰好王道士外出化缘，所以斯坦因一直没有机会进入藏经洞，不过他却偶然从千佛洞的一个小喇嘛手里见到了从藏经洞里流出的一卷经书，便如获至宝，急忙请蒋孝琬掌眼。为什么一个小喇嘛手里会有如此宝物呢，那还用说，肯定是王道士送的嘛，楼上楼下住着，送点东西把关系处好点啊。
当确定了经卷的年代价值以后，斯坦因不淡定了，当王道士终于回来以后，便让王县太爷派人带着他来见王道士。
斯坦因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向王道士出示了他的护照，一本清廷发给他的“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道友会奇怪，这是个几个意思？可以理解，有人能翻译就不错了，至少没翻译成美国嘛，反正不影响王道士对这群县太爷安排来的人保持敬畏就是了。
王道士小心问：“请问这位大英国老外找我有甚事涅？”
蒋师爷上前说：“道长，我们是来看看你发现的那些经书。”
“哪来的甚嘛经书，木有，木有。”
“您瞧，可是县太爷让我们来的，另外，少不了你的香火钱。”
“谁来也木有哇，走吧走吧。额还得弄饭吃涅。”
斯坦因在一边看着这个一身俗不可耐的道士暗想：“此人悠忽不定，极难捉摸。看来用银子是不好使了，得慢慢想办法。”
一行人也不急，就在王道士这里搭起帐篷住了下来。在几度和王道士接近套话的过程中，斯坦因发觉王道士居然极为尊重玄奘，对那段取经之路异常熟悉，于是赶紧开始编，说我和当年玄奘取经一样，从万里以外的印度来咱们大清，就是想重新走一走当年玄奘走过的路，吹一吹当年他吹过的风。这一出来好几年了，吃了多少苦几天都说不完，就是为了找回他当年取的经，听说你这发现了不少经书，这才过来看看的。”
眼看斯坦因又有官府人送，又有士兵保护，驴车、马车上插的那旗子也挺唬人的，现在又和自己打起了感情牌，心想这事自己小胳膊小腿儿地，还真拦不住。其实更关键的是，王道士一想自己不但要保护藏经洞，还要修千佛洞、盖房子，到处都要钱，可是官府是一毛不拔，自己四处化缘这辛苦谁能体谅，如果这个老外真看上了这些经书，倒不如卖些给他。
于是，王道士打开藏经洞，随手从里面抱了一捆写本出来丢给斯坦因。几个人小心地一卷一卷地翻看起来，无巧不成书，蒋孝琬发现这些写本经书竟然全是当年玄奘从印度取来的经书所译的，甚至在其中一卷上发现了玄奘的题名。王道士当场就有点惊住了，心中不断翻腾，额滴亲娘祖宗太上老君，难道真的是唐僧显灵了，让这个老外来取经的？看来天意如此啊。于是，斯坦因终于跨进了藏经洞的大门，“将秘室门渐渐打开，在道士那昏暗的油灯下，我的眼睛一亮，浑身热血沸腾……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经卷，恨不得立即把它们全部运回去。”
在蒋孝琬的帮助下，斯坦因从里面精心挑选了价值最高的一批宝物，写本装了24箱，佛画装了5箱，随手给了王道士四锭马蹄银（大约200两）后，颇有些不舍地离开了敦煌，一路向新疆开拔。为什么去新疆，那里他熟啊，在那里挖了好几年宝了。
半路上，斯坦因对藏经洞的文物还是念念不忘，唉，怎么才拿了这么一点儿呢，应该多拿一些嘛。于是，他就让蒋孝琬偷摸着回到了敦煌，又从王道士手里买了230捆，共三千多卷经书。
等蒋孝琬带着这些东西回来和他会合以后，斯坦因总算暂时满足了，珍而重之地把这些宝物整理打包，装了足足17个大箱子。因为东西太多，斯坦因只好先把这些宝物寄存在安西直隶州（就是敦煌西北的瓜州）衙门里，令人心冷的是，三个多月竟然没人发现。
1908年，这批宝物被斯坦因经印度送到了英国，分别收藏进了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中。
斯坦因路过印度时还向外交大臣建议说：“尊敬的先生，您之所以这么顺利地得到如此多的宝物，离不开那里的官员的帮助，您得替我感谢他们。”
“这是应该的，以后还可以再让他们帮助获得更多的宝贝嘛，说说吧，都有谁？”
“有新疆总督、甘肃总督、阿克苏道台、肃州道台，嗯，还有一个敦煌县令。”
其他人是不是接收到了来自遥远印度的这封感谢信，但是王家彦王大县老爷在斯坦因离开敦煌不久就调走了，恐怕是不知道这件事吧。另外就是这个蒋孝琬，在斯坦因的论文、着作里，不止一次提到了他，说这位助手对他太负责啦，总是积极帮我，主动性特别强，这么多年跟着我考察，总是那么忠诚，看到我得了这么多宝贝，简直比我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