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朝中大员亲自送来“摄政王手谕”，要他组织一批人对昨夜秦王府发生的“农妇案”一事进行宣传，为全面展开反腐运动打造声势！
孙可望可谓是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做事必“师出有名”，而且高举“为国为民”的大旗，满嘴仁义道德,个人声望也由此与日俱进！
如果只看他说了什么，不看他做了什么，设立了什么制度，孙可望绝对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仁义之君！
现在朝中的异党和几个典型贪官都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各个重要部门也已经完成了一轮反腐和重要官员的补充，全部都是孙可望提拔上去的人，他自然要趁此机会,更进一步,对基层进行全面的整顿。
不过，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次反腐运动，各个案件的审判，真真切切是按着“大明律”来的，孙可望并没有过多插手，反而是训斥了那些妄图揣测他的意思，随意加罪减罪的大臣，大理寺官员更是直接被裁撤了四人。
孙可望自然知道运用特务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打击异党，处理贪官，效率会高得多，也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对于政治体制转型而言，终究是弊远大于利的。
这片土地上的人治色彩太过厚重,已经严重限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君权的极度扩张,更是使得法治永远都是一个笑话。
强如朱元璋，可谓是封建帝王里面,数一数二的开国皇帝了，原本企图以“大诰”，“大明律”治国，但又设置了锦衣卫这一机构，以便于自己打击大臣勋贵，巩固统治。
最终，经过朱元璋的以身作则，证明了“大明律”就是个屁之后，大明的所谓“法治”，也直接断送在了这位朱明王朝的创始人手里！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大诰”，“大明律”，也只不过是适用于百姓罢了，朱家子孙，大臣勋贵自然另有一套法则，朱元璋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大明律”的制约。
不过,孙可望和朱元璋不一样,他不能,也没有必要那么做,朝中的这些人根基都不够深，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核心权力在军队里，军法队自然会特事特办！
只能说，任何的改革和转型，都是充满矛盾的，有的地方能改，有的地方不能改，有的地方得先改，有的地方得后改，其中的尺度，便是所谓的“政治智慧”了！
而朝中的那些人精，很快就嗅到了孙可望的意图，心中欢喜万分，一个个都开始研究大明律去了！
要知道，比起把性命交给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生死只看对方的喜怒哀乐，把性命身家交给律法，明显安全得多！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孙可望的这个小朝廷更加稳固了，大臣做事也不再那么畏手畏脚，生怕上面一个不高兴就能找借口撤了自己的官！
王夫之看了孙可望的“手谕”之后，随即叫来了孙可望的心腹，翰林院编修兼岳麓书院副院长方于宣，以及好几个岳麓书院的同僚，准备开始筹划此事。
现如今的岳麓书院已然成了永历-大西复合政权的人才集散地，不仅仅是为参加科举的考生提供学习安身的地方，更是在孙可望的要求下，开始按照教学性质，有了固定的工匠速成学堂，军官学堂，士兵学堂......同时，除了四书五经，大明律以外，还专门开设了农科，算数，工程，审计，冶炼等等新科目。
当然，这些都只是在孙可望的授意下，从军中民间，传教士中挑选了一些人才，在小范围地进行实验，尚未大规模推广，但一个培育各类新型人才，汇聚了全国精英的教育机构雏形，已然出现。
孙可望除了在这个时代首创了某些科目，给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容提要以外，并没有过多干涉科目内容设置的事情，他将大部分新开的科目都纳入了“新科举”中，并放低了录取门槛，以此作为学子研究创新的最大激励。
当然，若是工匠，农科，算数，审计之类，学堂的教育模式和后世的职业学院没什么区别，只是速度快了许多，几个月就能培养一个合格的新工匠。
而且，学堂速成之后，只要合格，每一个工匠都会有人对接，直接安排进厂，成为一名月入二两银子，一石粮食，享受住房，子女教育福利的光荣“大明工人”。
在大西-永历复合政权，军户，匠户都不再是贱籍，而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特权阶级，一个始终坚定维护孙可望统治的基本盘！
在如此这般就业福利与政策的双管齐下，使得不少出身贫寒，头脑灵活，又能吃苦的人都趋之若鹜！
孙可望相信，只要工匠有尊严，有地位，有高薪，各级官员的特权和贪腐得到遏制，很多所谓的歧视链很快就会消失。
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一定是钱不够，他要的只是尽可能地搞更多的钱，推进整个体系，乃至整个文明的转型。
当然了，岳麓书院这么重要的机构，完全交给王夫之，孙可望并不是非常放心，所以他把方于宣调了过来，帮助王夫之管理书院，并确保书院永远忠于他！
王夫之和方于宣一阵商讨之后，这件为孙可望唱赞歌的事情不出意料的，又被方于宣抢了过去。
不过，王夫之向来不屑于参与这样的事情，他有自己的坚持，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卧底身份，更是忠心于永历皇帝。
尽管，熟读史书的他看了《论李维罗马史》之后，心中隐隐有了别的想法，心中既认同，但又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
方于宣又从王夫之手里抢了一件好差事，心里十分高兴。
要知道，现在孙可望比原来历史上权势更大，击败满清也不再是纸上谈兵，投靠他的文人官员数不胜数，方于宣的地位远比不上之前。
所以，方于宣也比原来历史上更加谄媚和毫无底线，组织起了几个和他一路货色的文人，竭力吹捧孙可望和朝廷。
在他们的眼中，如今的西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吃饱喝足，政治清廉，官员做事，将士卖命，可谓是“阜安民乐”！
而这一切，自然都是英明神武孙可望的功劳，没有摄政王孙可望的领导，就没有西南六省百姓的美好生活，更不用说驱除鞑虏，恢复河山了！
因此，忠于摄政王孙可望，听摄政王的指挥，拥护摄政王，便是忠君爱国，便是抗清的唯一正道！
王夫之看着这些毫无逻辑可言的歌颂溢美之词，心中十分抵触，他又想起了孙可望对他说的——“孤不缺唱赞歌的人，孤缺有骨气，说真话的人！”
不过，他也不知道孙可望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根本不敢和孙可望说什么违逆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的王夫之，在辗转湘桂二省，参与抗清数次，见识了党争，又做了卧底之后，心态思想早已经和早先不同，只是缺个契机，一时还没法扭转罢了！
他心中的忠君此时更像是思维惯性，被一直以来的道德枷锁禁锢着，就如同他怎么也不敢看《君主论》一般。
这其实也就是他在李定国大胜，甚至是孙可望大胜之后，还十分犹豫要不要出山的原因之一了。
至于摄政王孙可望，王夫之早已经不敢小瞧了，更没了之前的鄙夷之心，只是还不信任对方。
虽然他一直认为东学高于西学，西学的源头其实是东学，但王夫之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便是他并不十分迂腐，很多时候都会认错，会辩证批判吸收，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王夫之摇了摇头，放下方于宣交给他的“长篇大论”，随即又将屋外的学生喊了进来，让他把这些“赞歌”的文稿送回去给方于宣。他并不想掺合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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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孙可望“反腐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西南五省各个州府县城都有不少官员落马，贪腐成风的地方很快面貌一新。
而这些落马的官员都会被直接押往长沙，受大理寺和督察司的联合审讯，根据最新版“大明律”的条例来确立罪行。
不过，这一革新之举也使得熟知大明律的官员文人，甚至是讼棍，都成了抢手的香馍馍，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甚至是发生了不少的误判。
而最严重的还是——长沙的天牢满了！
要走程序正义，拖拉纠缠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是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手段，孙可望无奈之下，只好命人征集长沙城内的青壮年，临时修了好几座牢房，并调集了上千兵马看守。
但这一切都来的太突然了，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准备，很多事情的推进过程中都伴随着混乱，也使得有些贪的太多，犯了死罪，流放之罪的人，利用之前的关系，很容易就逃了出去，甚至有人要去投清！
孙征淇正在县城的街道上维持纪律，云南贵州那边有二十几个大官被抓，正被关在牢车里，从宁乡往长沙去。
城里的百姓有许多抱着看热闹的心理，纷纷上街，孙征淇便被班头派来维持纪律了！
毕竟，这牢车里面押送的，一个个之前可都是五品以上的大官，保不齐哪个就豢养有家丁，中途要来劫车的。
而孙征淇因为之前没收那四十斤谷子，坏了规矩，更是断了大家的财路，便受了班头和其他衙役的刁难，被派来干这个苦差事了！
不过，孙征淇也只是来看看热闹，驱赶一下人群的而已，对于所谓反腐，他一点不看好，那些营庄贪了多少了？王县丞贪了多少了？现在还那么安稳，根本就没有出事的样子！
到基层干了那么久，很多东西孙征淇都明白了，他早已经不是那个随便忽悠几句就不知道东西南北的孙征淇了！
没有真正的深入到乡，派几个所谓的钦差大臣，就想把地方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清除，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孙征淇倒是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虽然最终也没有想出什么对策，但身处地方，它能感觉得到这种绝望和无奈！或许，只有让那些被敲诈勒索的人来，才有可能可以遏制贪污腐败吧！
毕竟，中央的力量再强大，也不过是一阵风，挂完就没了，而权力是需要时时刻刻监督的。
看着眼前的牢车和密密麻麻围观的人群，孙征淇摇了摇头。
他已经不打算再在宁乡县干下去了，他得回长沙，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他的父王，让孙可望知道真相，彻彻底底来一番真正的大整治！
民众依旧在看热闹，左顾右盼，窃窃私语，不过并没有富裕到扔东西的人。这年头大家都难过，吃都没有吃，哪里有东西扔？
而人群之外，两个身着轻甲的大西军士兵正紧紧盯着孙征淇，不敢让世子殿下离开自己视线一刻。
孙征淇随着人群移动，人群随着牢车移动，不时就有周围街道的人冲出来，涌入围观的人群，也不时有人群散去。
那两个士兵一直跟着，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是派来保护牢车的。
不过，虽然人群来来往往，不时遮住了孙征淇的身影，这两个大西军士兵也不是特别担心，几个月来的相安无事已经让他们都都放松了警惕。
几人从城西门一路跟着牢车走去，又一个路口，冲出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孙征淇又一次消失在了人群和那两个大西军士兵的眼中。
只是，这一次，当人群散入围观群众的时候，站在外围的孙征淇却不见了！
那两个大西军士兵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到地上了，愣了愣之后，当即朝着孙征淇刚刚所站的地方冲去，却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这世子，又……又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