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的婚姻不是计划周全的，虽不是随意而为，但也是将就的。开始的将就是否能坚持到最后，就不一定了。
都说婚姻是将错就错的，可是否能一错到底，或者知错就改，怕是有条件的。在现代文明中，在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半径变大的城市人中间，一开始的将就也许就铸成了后来的错。这个”错“，没有陆游与唐琬姻缘中的”凄美、哀婉“，令人回肠百转；更没有擦肩而过，回眸一望的令人扼腕长叹，有的是让人厌倦的、却又挥之不去的尴尬。
国际展会在中国不同城市陆续举办，北京的亚运会，上海的国际博览会。让从未走出过国门的国人，开始直面外面的世界，不少人也在努力让下一代人跻身于大洋彼岸的城市生活，并引以为傲。”崇洋媚外“不再是一顶很沉重的帽子，相反，是一种姿态，一种腔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口号，却比以往多了不少温情。人们在足够大的空间里开始了阶梯战，乡村的人往镇上奔，镇上的人往省城挤，进了省城的加快步伐奔向省会，终极目标则是南方的上海，首都北京。
小聂第一次到江西，被人问：”姑娘，你是哪里人啊？“，当她回答自己是北京人时，对方的眼中散发出惊喜、羡慕的光采，那情感是真诚的，善意的。那时候，北京就像火车广播里讲的：是祖国的心脏。北京人出了京城都自带皇范儿，似乎还有天子在一样。常听厂里的老人对小聂夸赞：”闺女，你可是天子脚下的人啊，能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界儿，真是不简单呐，有什么难处就吱一声啊。“这话说的最多的是村支书。一时间让小聂觉得乡土很亲，而城市很冷漠，充满了尔虞我诈。
可渐渐地，乡里的人也变得势利起来。尤其他们对单身女子很苛刻，似乎被一个未婚女子管着，他们这些男人感觉憋屈。他们自然知道小聂是北京城里的人，不敢心存妄想，但听说村支书给她和富贵哥说媒，没了下文，就气不过了。在他们眼里，富贵哥离天子差的不远。
村支书听说小芹去了美国，就更是觉得自己有远见，早就看着那丫头傲气得鼻孔朝天，娶进门反倒是个祸害。于是村支书又旧话重提了。
”小聂啊，你看，咱们这厂子让你和富贵经营得这么好，我听乡亲们说钱发的可是不少，好多家都琢磨着盖新房呢。趁着不忙，赶紧把你和富贵的事办了吧。你看咋样？“村支书的旱烟袋握在手上，会议室里已经充满了烟草味，小聂皱紧了眉头。
门上明明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啊，连村支书都违令，这厂规厂纪怎么维护啊。
”支书，这事，您得问汪总。您觉得呢？“小聂心想，汪富贵怎么跟这老家伙沟通的啊。
支书乐呵呵地走出会议室，小聂把窗户全都打开了，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
她没想到小芹会放下北京那么个大摊子，扭身就去了美国。看汪富贵那几天魂不守舍的样子，该不会是小芹一走就没打算回来吧？她相信小芹想去美国留学，可也知道，是汪富贵帮了很大的忙，她小芹的北大研究生资格才失而复得的。就这么放弃了？真的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她可是保送上的研究生啊，多少学生点灯熬油地就为了赢得那一次考研成功啊。小聂替汪富贵不值。
在繁华的都市中，青年人们忙碌地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追求着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便利。但是否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楼高了，车多了。光效应、光污染的概念有了，尾气污染来了。一个生长在农村的人走进大都市，不能不感到光怪陆离。当他适应了眼前的一切，就意味着放弃了原来的自己。可他失去的是什么呢？并不都是落后和不堪。也许他曾经的疏离感是值得记忆的，后来那份华夏民族共同的情愫被描述为”乡愁“。
北大南门图片社，从三角地搬过来一直没再搬家。他前后的店铺，店主都不知换了多少茬。黄老板却一直是那个铁打的营盘。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他都能应对。当初，吕一鸣出租金，后来，他和吕一鸣各出一半租金，收益自然五五分账。小聂的工资一直是吕一鸣给，多少他并不清楚，也不好问。现在，吕一鸣又要南下广东了，黄老板终于鼓足勇气提出收购吕一鸣手上那一半股份。
”嗬，您老这是挣着大钱了哈。现在你拿钱买可比当初贵不少呐，你乐意，我也不能那么干呐。那不得让您恨我一辈子。送您了，您看着给，意思意思就得。得空咱们上即墨海鲜搓一顿，把协议签了。您这还是帮了我的大忙呢。瞅着我要走了是吧？“吕一鸣说着，朝黄老板肩上就是一拳。
黄老板大名黄坎，正宗的徽州人。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踏实。的确如此，他干图片社，一干就是十五年，对于这个火红的年代来说，他这样的做派不能不说暮气沉沉。虽然他一直给吕一鸣印《北大边缘人》，还当过几期责编，但他自己都感觉，吕一鸣用他就像用一台机器。
之前京城的胡同纵横交错，人们却过着单纯的日子，小聂记得中学时，没有什么人会问你家长是干什么的，挣多少钱。那时老爸他们一个工段的人挣的工资都一样，常有老爸的工友到家里来找他喝两口，一聊就是大半天，日子过得再平淡不过了，大家似乎都很闲，有的是时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攀比了。住在什么区，住的什么房？家里是干什么的？
自己上了五年大学，学校里同样被改革大潮冲击着。大多是某某老师当了什么主任，或者在电视台去做什么讲座了。开始时，薪酬都是上交的，大家也都没什么说法。后来电视台越来越多，栏目五花八门，也都想请北大的教授，于是电视台的费用水涨船高，教授之间因此产生的竞争越发激烈。
小聂觉得这都很正常，尤其学经济的，在适当的媒介上发声，也是尽一份社会责任呢。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引。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知识中心。
说起来，小芹是学姐，在中文系时，常听她和丽丽讨论专业的用处，似乎还很苦恼。仅仅相差一年，自己的班级里，大家对专业对口已经谈的很少了。事实上也是，很多公共课用的是同样的教材，那不就意味着大家都在读同一本书吗？小聂听一些人笑谈，中文专业要么是大家，要么就一名不名。她从一开始就觉得靠专业吃饭是不行的，自己是不会去学校当一辈子老师，判一辈子作文的。
小聂很感谢北大五年给自己带来的机缘。
一开始就在黄老板的图片社专职，她之所以敢这么干，就是因为自己对当时流行的五笔字型打字、速记都很熟练，而黄老板本人是做不来这些的。她呢？在这里干得很轻松，上班时间就可以看书。吕一鸣还给她开着一份固定的收入。
接着，她在邱枫的慕然回首旗袍店里兼职，又靠自己攒的钱买下了旗袍店，算是给自己找到了靠山。
但她从没想过深造，即使是学经济。她觉得与其在学校里猫着，不如到社会上真刀真枪地试吧试吧，让她最有成就感的当然是在汪富贵的小太阳公司做销售。而且，在几个节点上，她都对汪总心存感激，现在做着成才学校江西分校的校长，江西俊晖汽车厂主管销售的厂长，她的确像邱枫说的那样，是双料的才女，既有钱财，又有才华。
可如果说到婚嫁，她最关心的却是：财务独立，就是对方不能染指她的生意。而且，她心里最隐秘的角落写着：不能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家人都不是亲人。
小聂起身关上窗户，山里的风还是蛮大的。
她想起一次北大学生会得到不少小提琴家耶胡迪 梅纽因的演出票，地点在大会堂。要说这可是世界顶级的演出了，可她举着票找了一圈儿，无人应答。她最后硬着头皮邀请黄坎，黄坎当时的表情够小聂记一辈子的，她相信再大的腕儿都演不像。他们打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发现门口有不少人在兜售演出票。那一瞬间，小聂有些后悔，早知道就不邀请黄坎了，到这里直接把票送人不就结了。
也省得整场演出黄坎的眼睛都在看小聂，当小聂说：”台在那边，你总看我干嘛？“
黄坎唯一一次地幽默道：”我觉得音乐是用来听的，所以不用紧盯着舞台。“
回来就更尴尬了，去时为了赶时间，小聂打了车。好不容易进一趟城，她想到处转转，可黄坎偏要一起打车回北大。难不成黄坎就是为了付打车的钱吗？小聂觉得无趣。
自那以后，黄坎看小聂的眼光里有了特别的东西，言语中也多了些体恤。小聂当然知道这跟爱情不沾边。
突然之间，她觉得黄坎是可以帮她绕开汪富贵的人，更可以扮演她丈夫这个角色。之所以这么描述，一来，黄坎不是什么大老板，家里人谁也别想占到便宜。二来，她和黄坎在一起这么久，没见过她对任何女性产生过兴趣，让人放心。再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和他结合，自己还可以独立地做生意，两人相安无事。
小聂关上最后一扇窗时，嘴角上翘，微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