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好歹，就在振杰回乡的那年，父母也终于带我回到了芷县，老家就在你的背上，再看见它，我也一点不会奇怪，我读小学二年级，周三读三年级，旭已经读六年级。
进校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母亲为我指过，我说过，我们有远亲关系。锦集也在联小，和周三同岁，跳级在四年级。他算是我父亲那边的亲戚，那时候，我还听不懂芷县的方言，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我玩耍的也只有他们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关系都较远了，在芷县，各个官职工位上有很多我的远亲。我和他们的关系算不上好，不过高中毕业时，他们还是试图给我“一句话办事”，我听着二伯拉话，说着我这一路上来得不容易，上大学后也不要放松……最后，他终于对我说，别离家太远，就报芷县的工程学校，大学毕业就在国企给我安排工作。由于从小和他们斗智斗勇，我又是个敏感的孩子，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打算。我嗯嗯点头，不再和他多说话了。人情是一方面，还有很另外的事。
那场旭的升学宴，我初一，周三初二，锦集初三。由于锦集升学，总算给我留下了一些机会，我更加殷勤地向周三家跑，她家里常常只有她一个人。我们念诗，下棋，也是为了不在我那个家里待，我错失了很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他们常常埋怨我，我依旧我行我素。
旭去到了一所很好的大学，但他选择先服兵役，死在了中印边境的冲突中。
那天我再一次来到周三家楼下，我知道消息的瞬间就跑过来了，但房门紧闭，像没人在家一样。我拼命地敲门，求周三开门，让我再看一眼她，看她有没有事，却没有任何声响。现在想来，我该像锦集一样砸门吗？
锦集在高中放月假后才来，那天我们理想主义俱乐部的华和树也来啦。我们等了好久，就在她家楼下的公园，但她好像真的离开了，无论我们说什么，没有一点回应，我们在石桌子上坐着，看着她家的阳台。
是的，她离开了，她去了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不常见周三父母，她也不和我聊这些。黄昏时，我们便散了，华和树表示会每天都给她打电话。
锦集和我找了个地方坐坐，就在理想主义俱乐部楼下的一间饭店。我们心里都明白对方喜欢周三，只是锦集的机会大些，我们点了一碗粉，嗦粉，一句话不说。
我终于问他讨不讨厌我，他摇摇头，又怕我多想，“蒋振国，我不讨厌你，只是算不上喜欢。”
我的名字你们知道了，我和蒋振杰是同一辈的，只是年龄相差很多。
我之所以那么问，是因为他说过一段话：
“我曾提及，自己对族中兄弟疏离乃至心生厌烦，根源大抵在于，我虽出身于两个家族，本应天然地与之相融相亲，可内心深处却不愿在任何方面与之建立深切的羁绊。我的那些族兄弟，他们的行事作风仍留存着粗蛮的遗痕，近乎是野性难驯的具象化身，与我所认知中知礼守矩的孩子相差甚远。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自身那股原始而莽撞的力量，我幼时也曾略加宠爱、担起照顾之责，然而这份情谊终究浅薄，我并非真心实意地喜欢他们，况且他们还极为顽皮捣蛋，总爱惹是生非。
至于父亲家族那边的亲人，我同样难以亲近。他们或许未曾直白地表露，但对每个孩子都怀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仿若要将我们的人生轨迹全然攥在掌心。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我灌输，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体内流淌着家族的血脉，此生都归属于这个宗族。我着实难以想象，这般言语竟能被反复提及，还妄图借此左右我的生活轨迹。我时常思忖，自己是否不该离开那片故土，毕竟是它哺育我成长，可那一笔笔由血脉牵连而起的 ‘债务’，于我而言不过是惹人厌烦的沉重负累。家族衍生出的一切，仿若某种异化的体制，又或许体制本身就是从家族内核蜕变而来，它无形无影，却层层裹挟着每个人。为了家族的所谓繁荣昌盛，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驱使着做这做那，哪怕是最为困窘之人也概莫能外。这让我心生畏惧，我惧怕这种森严的秩序，即便曾受其庇佑、得享便利。
在兄长的记忆长河里，父母的婚姻满是苦涩，难觅幸福踪影，多半归咎于他们性格中的执拗，皆欲在相处中占尽上风。兄长常向我倾诉他那如破碎玻璃般支离破碎的童年，相较而言，我的童年不过是在纷扰争吵声起时，自觉地躲进房间，静听外头的喧嚣，彼时只觉这并无大碍。兄长谈及过往时的那副模样，像极了父亲常挂嘴边的那句 ‘没什么大不了的。’
犹记某次酒宴，我与兄长一同脱身而出，我向他问及对家族诸事的看法，他竟向我袒露年轻时偷盗的经历，神色我已不能再认识，我理解不了。
事实上，父亲娶了一位并非倾心相爱的女子，此后一生为此所缚。他们不止一次地在言语间流露出对婚姻生活的诸多不满，兄长亦是这般认知。纵然母亲操持家务无可指摘，却依旧留不住父亲那颗不羁之心。随着岁月流逝，往昔的那些疯狂与执念渐渐被洗净，父母在历经沧桑后相互依偎，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情谊。他回归了母亲的怀抱，寻得了内心的安宁，我却难以做到。那年，我宁愿向一个陌生人倾诉衷肠，在我眼中，那陌生人反倒比深陷家族泥沼的自己更为幸运。
兄长在我大学毕业六年后，也就是他离家十年之际，终于重返故乡，还带回了他的孩子。日后，这孩子将扎根故土，在家族的庇佑下，如幼苗受大树荫蔽，开启属于他的人生篇章。”
同样的话，星期也说过，我复写出来大概是这样：
“我曾长久地陷入一种思索，试图厘清源自家庭的诸多因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让他们深陷其中，既对这片故土爱得深沉，又难以挣脱其束缚，踟蹰难行。我的家人们似乎总是误解，以为我一门心思只想逃离他们，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曾向一位同样归乡的堂兄袒露心迹，直言我并无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然而他却认定我自视甚高，嘴角噙着一抹略带揶揄的笑意，还说他也曾经历过我这般心境。我嘴角上扬，露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笑容，无人能窥探我心底的真实想法，毕竟我的言语真假参半，实则我并非在传递悲哀，相反，我内心满是庆幸。
一位师长曾评价我们这类人 ‘特立独行’，我回应说自己是刻意与群体保持距离。她却觉得大可不必如此，彼时的我，选择佯装沉默，沉默到最后，连我自己都恍惚难辨真假。此后的许多年，我一直被一种执念纠缠，时常陷入虚妄的幻想，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当我向周三坦陈那封信的内容后，周三并未多言安抚，却对我的倾诉表示理解，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仿若紧绷的弦骤然松开，再没了多余的精力去应对旁人虚浮的关心。待我向他诉说，自己仿若在梦境中清醒不过来，明明近在咫尺，却怎么也触碰不到周遭事物，甚至感觉自身与周围物体的距离都在莫名收缩时，他只是轻声提醒我，要多留意自己的内心，警惕对某物不恰当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