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是听镇上退休的电信局老杨头讲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还在负责程控电话的安装维护。
老杨头管片里有栋三层小楼，房主是个早年留洋的老教授。这楼邪乎得很，解放前是军统特务的审讯室，文革期间又成了批斗会场。老教授搬进去后，三天两头往局里跑，说电话里老传来女人的哭声。
那年深秋的雨夜，老杨头带着徒弟去检修线路。刚到二楼，电话机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老杨头拿起听筒，里面传来“沙沙”的电流声，隐约能听见女人的抽泣：“放我出去......我不是特务......”
“同志，您打错了。”老杨头挂断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根本没接。更诡异的是，拨号盘开始自动转动，“咔咔”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师傅，墙上有血手印！”徒弟突然尖叫。老杨头转身一看，雪白的墙面上印着个湿漉漉的血手印，手指缝里还夹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
老杨头小心翼翼地揭开纸条，墙里突然传出指甲抓挠的声音。他顺着声音来到书房，发现书柜后的暗格里藏着台老式手摇电话机。摇柄上缠着缕花白的头发，听筒里还沾着已经发黑的血迹。
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老杨头颤抖着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个女人的声音：“帮我找孩子......” 老杨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女人突然尖叫起来：“他们要杀我！” 接着是一阵激烈的打斗声，最后是重物坠地的闷响。
老杨头壮着胆子拨打来电显示的号码，却听见楼上传来同样的电话铃声。他和徒弟顺着声音来到三楼，发现铃声是从一个上了锁的储物间里传出来的。
“师傅，门缝里有光！”徒弟指着储物间的门缝说。老杨头透过门缝往里看，只见里面摆着张老式梳妆台，镜子里映出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正在给婴儿喂奶。可转过身，房间里却空无一人。
老杨头掏出万能钥匙打开储物间的门，梳妆台突然剧烈晃动起来。抽屉自动弹开，里面装满了带血的襁褓，每个襁褓上都别着张纸条，写着“无名氏”。
就在这时，所有襁褓同时鼓了起来，像是有婴儿在里面挣扎。老杨头和徒弟吓得转身就跑，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回了储物间。
“还我孩子......”女人的声音从镜子里传来。老杨头看见镜中的女人缓缓转过头，脸被烧得面目全非，怀里抱着个血肉模糊的婴儿。婴儿的肚脐眼上系着根褪色的红绳，和老杨头孙女出生时系的一模一样。
老杨头突然想起，老教授的女儿在文革期间离奇失踪，据说就是因为被怀疑私藏特务证件。他颤抖着掏出工作证，照片上的自己突然变成了民国时期的军装照，胸前还别着朵小白花。
“你们当年就是这样诬陷我的......”女人的声音充满怨毒。老杨头感觉自己的皮肤正在剥落，露出下面森白的骨头。千钧一发之际，他摸到兜里的手机，这是他刚买的新款诺基亚。
老杨头打开手机，播放起佛经。女人的身影在佛光中渐渐淡去，储物间里的景象也随之消失。老杨头和徒弟发现自己躺在老教授家的院子里，手里攥着块刻着“平安”的银锁片。
后来，老杨头从地方志里查到，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军统特务在小楼里秘密处决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有个女学生临刑前生下孩子。那些襁褓，正是当年被残忍杀害的婴儿。
从那以后，老杨头落下了个怪毛病，每到雨夜就会接到无声电话，听筒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他的手机也总在午夜自动播放佛经，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永远是两点一刻——正是当年女学生被处决的时间。
如今，那栋小楼早已被拆除，但每到阴雨天，附近的居民仍能听见电话铃声，还有人看见三楼储物间的窗户里闪过女人的身影，怀里抱着个婴儿，在雨中无声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