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赵昺可以参考的实物就是陈凤林‘改进’的武刚车，其‘先进’之处就在于将前人的牛皮犀甲换成了木制厢板，其它并无大的改进。而他前世最为熟知的却是明代名将戚继光使用的‘偏厢车’，这个时期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混用的时期，也曾是在网上争论以车制骑选用最多的范例。另外一个便是捷克军队抵御十四世纪欧洲重骑兵的‘胡斯战车’，那时欧洲也处于火器刚应用于战争中，不过争论的焦点在于两轮、四轮战车哪个先进。
任何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具有传承的，后来出现的偏厢车也是同样。在赵昺的记忆中，明代首先是郭登在大同曾经建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辕长一丈三尺，宽九尺，高七尺，厢用薄板，配置火铳，每车编配十人使用。作战左右相配，前后以钩环相互勾联，车上载有衣物、粮食、器械和阻马的麓角。
到了成化年间，明朝名将俞大猷镇守大同，此时蒙古诸部对明帝国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攻城战，明帝国边境压力骤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加上明帝国九边普遍超高的支出，难以支持大兵团作战。他便因时、因地制宜，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
俞大猷根据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的原则，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其以为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他根据这种相克关系，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放开手脚创造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俞大猷其督造的新型战车车式，使用独轮车。车轮直径四尺六寸，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各长一丈二尺，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以便推运，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大佛郎机一门，盾牌两个，小月旗两面，布幔一幅。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相当于车的方向盘，由队官一人把握。车前有两个支架，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车后又有两个铁锥，停车时插入地里，相当于船锚。
新战车每车五十人。其中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平时站在车旁，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分两班，一班八人，两边各四人推车。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鸟铳手四人，神枪手四人击发佛郎机并携带子铳者四人，拨刀手四名。这十六人只负责推车和守车，而不冲锋破阵。
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
赵昺以为俞大猷采用独轮车作为战车也是脑洞大开，改变了常人对战车的认识。但也让人极为佩服，其能在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大胆的采用了常见的独轮车，且以人力推拉，改变以往由牲畜拖曳的方式。而战车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运，车辆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遇坑数人即可抬起，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达到了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的目的。
赵昺以为若是战车也分级别，这种独轮战车可算是超轻型战车了，其虽然有良好的通过性和轻便性，但是也决定了这种战车缺陷十分明显。车型小决定了它无法装载更多的武器和辎重，更无法搭载兵丁，选择牲畜拖曳而用人力推拉，决定了这种战车不能进行远距离作战，只能依城而战，以便于获得物资补充。所以独轮车并非他的第一选项。
后来戚继光调守蓟镇担任北京防卫军统兵，他认真研究了俞大酞建立的车营，认为发展车营大有前途。但他没有保留其独轮车，而是模效古制。造为偏厢车，用以防护军民。车辕长一丈三尺，前后横辕阔九尺，高七尺五寸。厢用薄板各留置铳之孔，轮轴如民间二样轻车。出则左右两厢，次第联络。前后两头辕轸相依，各用钩环。互相牵搭，并以绷布为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战车很有特点，两头设有长辕，首尾皆可驾马，可进可退。
另外，戚继光还修造了一种重型四轮战车，高一丈二尺，别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面装备大小火铳，布置五色旗，视其方有贼以其方旗招呼。听鼓而进，闻金而止，斟酌进退。可以说这是一辆指挥车，并兼具移动火力堡垒的作用，分置阵中加强火力。
戚继光的每辆战车配备二十名士兵，分为正、奇两队，每队十人。操作战车的为正兵队，随车作战的为奇兵队。在编制上，一辆战车被叫做一宗；每四宗为一局，设一个百总；每四局为一司，设一个把总；每四司为一部，设一个千总；每二部为一营，设一个将官；共有战车一百二十八辆，官兵两千六百余人。所有偏厢车连接起来，能让车营“四方行俱如墙”，成为一个木质要塞。
赵昺从其厢车的配置上可以看出，其是以佛郎机速射炮为火力核心，火绳枪为辅，对敌进行火力杀伤。但是他们仍然配备藤牌、刀枪、耥耙等冷兵器，与敌近战，仍未完全过度到全装火器。但是集中发射火力仍然不容小觑，足以在弓箭射程之外对骑兵造成可怕的伤亡。
从形式上看，戚继光改造的偏厢车体积增大，并以马匹牵引，且进行了细化，有了轻重之分，又以骑兵辅助。但是赵昺认为戚继光的立足点仍然是防守，因其车仿古之制，所以有一些缺点尚未克服，诸如车式太重、需要人马太多、不宜涉险、不适用于进攻战斗等，而火器的大量使用，也让奇兵等于闲置。所以要在野战的环境下彻底击败蒙古骑兵，这还远远不够……
赵昺绘制了几张草图，都觉的不大满意。既然国产的不行，那就看看进口的，便将视线转移到了胡斯战车上。从作用上来说，中外战车的角色都没啥区别，胡斯战车平日支持部队机动作战，当受到威胁的时候就转变成一种防御要塞，充当的据点壁垒。
不过胡斯战车的设计理念和中国有些不同，他们认为作为壁垒的战车异常沉重是必要的，而设计的基础实际上是来援于四匹马拖拉的四轮农场大车。本身已经沉重的大车，但他们还在车厢侧板上用绳索加装上沉重的可拆卸木头护板，其作用相当于现代坦克的‘屏蔽装甲’，以此来加强对战车车身内的作战步兵的保护，减少投射武器的威胁。
此外，胡斯战车还配备一种更重的、比车身还要高的加长护板，它上面有三角形的枪眼儿，士兵可以在车里面用枪或者十字弓进行射击。另一种长形的被安插在战车下面的车轮之间，作为车底护甲，具有阻挡小型弹丸及能阻挡匍匐前进的敌人从车底钻过来的作用。
赵昺也只是只闻其形，未见过实物，甚至复原图都没见过，只能根据想象来先绘出草图。但是却被厢侧护板如何安装给难住了，要知道护板垂下来会与车轮产生碰撞和摩擦，甚至会卡住车轮。初时他也想过其中可能记载有误，可转念一想自己想到的问题，人家一样也能想的到。
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赵昺终于琢磨出来了，只要把车厢设计成下窄上宽的斗状就可以了，那么护板从车顶像帘子一样垂下来就不会碰到车轮了。只要对车轮稍加改装和加固，就可减少对两面倾斜的车厢板的磨损，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记载中的护板是被绳索固定的了。与此同时这些虚悬的护板还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减少对车厢的硬冲击，他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比只靠增加材料的厚度和强度来减少伤害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另外胡斯战车的车体采用全封闭的车厢，只在另一侧设有个窄门，车壁可以像吊桥一样可以放下收起让车厢内部乘员出入。赵昺其实也意在采用厢车似的设计，这样可以免于兵丁遭受风雪之苦，又能避免火药被雨水淋湿，甚至可以作为士兵的移动营房使用。内部稍加改装，还能充作辎重车、医疗车和炊事车等，作为一个移动平台改造的潜力很大。
根据记载一辆胡斯战车可以搭乘十五至二十名作战人员，分别为弓弩手、火枪手和战戟手及盾牌手。从编制上看，赵昺估计胡斯战车的尺寸应该与戚继光使用的轻型偏厢车尺寸差不多，但采用四轮设计则要比两轮的载重量和稳定性提高许多，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和装备。
从战车的编制上，每辆战车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人员则十人一组。一名“纵队长”指挥五十到百辆战车队列，纵队长上面还有一名总指挥官全权指挥战车，而这名总指挥官麾下还有两个分指挥官，其中一个分管步兵，另一个则统领骑马作战的骑士。可以看出他们的作战方式也是以车阵为核心，步骑混编联合作战。
在行军方式上，战车按照纵队形式前行。每个纵列的最后一辆战车为掌旗车，以信号旗控制调遣这个编队。战车队分四个编队前进，其中两队在外围，两队在里面。外部的分队较长，部署在里面分队的前后翼，这些犬牙交错的战车队做为侧卫。
集结后，战车排成环形防御阵型，战车与战车之间都用锁链紧扣起来，便可以迅速进行防御编队，布置成一个环形近战阵地。战车部署完毕后，士兵把车杠、马具卸下来，然后再放下防御木板。条件允许下士兵则在战车前面挖壕沟，用挖上来的土把车轮盖住一部分以便保护车轮。
马匹仍旧呆在战车壁垒内侧附近，以备需要时能够再次迅速派上用场。由驭手和盾牌手看护马匹，而盾牌手同时要掩护战车间的狭窄空隙。每个战车和战车间的空隙上都站着持冷兵器的武装士兵，旁边则部署火枪手、十字弓弩手。在战车布置的环形堡垒内部，还有骑兵分队随时准备轮流支援战车队作战人员。
胡斯战车的优点不少，但是缺点也是致命的，其过去沉重的车身就让赵昺望而却步了。收复江南后，宋军夺取了元朝十二道马场中的庐州马场，加上缴获的一批战马，虽然缺马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是要依此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还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花小钱办大事仍然是赵昺的做事原则。
而夺取江南，进取中原大宋的主要对手集中在西北以及东北地区，战车的适应地形就包括平原，草原，高原等地。至于幽云十六州地形则即不利于车阵也不利于骑兵，则双方都没有优势。使用战车保持战略机动仍然是不二的选择，但是过于沉重的胡斯战车不是赵昺的选择，他需要在保证作战需要的情况下，采集各种战车的优点，然后经过优化，设计出一种综合能力均衡的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