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恺一句‘锦囊妙计’玩笑话，却在赵昺心中引发了一串涟漪，让他陷入沉思。先说这‘锦囊’以自己所知在古代指挥作战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并非诸葛亮所独创，起码其同时代的曹操就用过。其时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张鲁时，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写着“贼至乃发”。于是守将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结果里面写到“孙权至，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众将依照行事，真的大败孙权。
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而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以赵昺来看，却未必。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东西魏河桥之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以两个最着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琼州一隅的时候了，那时自己只有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说是皇帝，其实做的也就是一个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里说也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的小军阀。自己事事过问，甚至‘亲征’也说的过去，可当下自己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管理着数千万的人口，谦虚的说也能算上个皇帝了。
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独裁者。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也时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后也曾劝过他将些事情交给底下人去做，皇后甚至还给他开了‘批判会’，不过他嘴上虽然答应了，但是心中却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刚才孙恺一句无心的玩笑让赵昺忽然醒悟。明白“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条件下，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种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下的技术能力，属于不懂军事的人的脑洞了。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会对一线作战做太多干扰，却是制定大方向后，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正是历代帝王亲身经验的体现。
同理，处理政务也是一样，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远在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赵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细节，并能有针对性的做出处理方案，他若是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处理，也许有效，也许就会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却是不同，他们能够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从而根据事件的演化及时做出妥善处置。
赵昺意识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误后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这么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当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阵图’的瞎指挥老路上了。于是他断然退出了会议，改由韩振主持会议，但内容也只是涉及战略方向和方针，针对可能出现的战略问题制定相应预案。至于具体的作战计划，赵昺则授权赵孟锦去制定和执行，战术问题下放到军、师，他只要结果。
江东作战会议也随之很快结束，在授予兵符之后，众将各归驻地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赵昺很快就对自己此前的决定大呼幸运。在西征之战中，他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但同时也授予了文天祥‘机宜’之权，可以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和改变，而不需层层请示，导致贻误战机。
进军川蜀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冲破三峡天险。长江三峡处于长江中、下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东北部有巫、巴山脉环绕。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险，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汉中，能通中原，进关中。同时由于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三峡又具备与外界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它西起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五县市，全长约四百里。这里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的说法。
三峡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区域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决定了其区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桥、堡寨、关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决定了三峡区域的占有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而要在三峡区域进行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
三峡既然军事地位突出，那么必然也会设防，历代在峡谷两岸修建了诸多的堡寨，并在险要之处筑城，布置重兵防守。不过在蒙元先后平定川蜀和江南后，这些军事堡寨便丧失了其军事价值，且蒙元不擅攻坚，又担心有抵抗者利用这些堡寨形成割据，便拆的拆、废的废，只保留少部分作为驿站使用。
蒙元自废武功对于大宋西征来说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复江南，尤其是攻取峡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后，蒙元也意识到宋军有可能会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试图恢复峡谷中的军事堡寨，但是拆起来容易，重建却难了，所以只能采用重点防守的策略，利用峡谷中的关隘阻敌西进。
三峡的第一个峡叫瞿塘峡，又叫夔峡。长江到了这里骤然变狭，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余丈。两岸峭崖壁立，山势险峻，滚滚江水倾入峡谷，浪涛翻卷，奔腾咆哮。峡口称夔门，素有“夔门天下雄”之谓，意思是说，天下最雄伟的地方莫过于夔门了，却也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江水川急。而瞿塘峡全长只有十数里，若是顺利而下，人在船上也就是抽两支烟的工夫，就经过了，而溯流而上最快也需要数天的功夫。
我们熟知的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建在瞿塘峡口，此处地势险要，难攻易守，蒙元再次重修城垒，屯驻重兵。而这里绝非一城，而是一整套防御设施，兵寨群利用险峻山势，依山傍石修建，自成一体。每座兵寨犹如一座城堡，寨前有寨门，寨下有多层兵道、战壕，寨上有寨门，寨内有石房，寨周有射击孔、了望孔、箭楼、通道。寨与寨之间以点带线，有兵道相联，有了望孔互相联络，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而船行此处，速度缓慢，夹江的堡寨便可万箭齐发，以滚木礌石狙击过江船只，甚至可以在上游释放火船，巨筏摧毁整个船队，可要想攻取却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