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的人往往命大。
比如说范文虎。
当台风在元军的舰队中肆虐之时，范文虎乘坐的船也化为了一滩碎片，但他却很幸运的抓住了一块破损的船板，在风雨交加的海上漂了半宿后，恰好被他的部将张禧发现，于是急忙将他救了起来。
此时的元军虽然在台风的袭扰之下损失了绝大部分的物资和战船，但是人员损失反而不大，只不过士气比较低落，毕竟物资是死的，人的活的，大部分落水的士兵在邻船的帮助下都被救了上来，只有少部分的倒霉蛋来不及脱离，便随着沉没的战船永远地留在了怒涛之中。
不过即便如此，元军的战斗力依然不可小觑，而且元军之中的一些将领反而还认为，虽然己方被台风祸害的不轻，但日军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去，不如趁着台风刚刚消退，战船损毁殆尽之际，利用将士们的义无反顾之心背水一战，直接再攻九州岛，说不定还能取得奇效。
但范文虎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仅凭听到鸟叫就能被吓得撤军三十里的胆小鬼；还是一个为了一己之私就敢与顶头上司（李庭芝）对着干的自私怪。
在大海中漂了半宿之后，他的胆子早就已经被台风刮走了。
此刻他的内心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
面对着麾下将领提出的计策，范文虎连思考都没思考，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
不仅如此，在台风退散后的第三天（八月五日），范文虎便将数万将士抛在了鹰岛，自己乘坐为数不多未被摧毁的战船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八月七日，调整好状态的日军在大将少贰景资（前文中被杀的少贰资能之子，藤原经资之弟）的带领下对元军展开反击。
由于身为主帅的范文虎不在，面对着日军的进攻，屯驻在鹰岛的数万元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相互之间毫无配合，被日军逐个击破。
好多人可能纳闷，范文虎逃了，难道忻都就不能指挥了吗？
原来，在台风退散之后，忻都便带着自己麾下的东路军离开了鹰岛，跑到了平户岛上进行休整。
日军自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在发起进攻的时候采用了水陆并进的方式，第一时间便突袭了平户岛的元军港口，将元军的战船焚毁了绝大部分，导致东路军和江南军之间无法互相支援，而且还断绝了所有元军的退路，让他们只能困守在各个岛屿上，等着被日军逐步蚕食。
至八月十五日，元军彻底溃败，除忻都、范文虎等人逃脱以外，十几万蒙古精锐尽皆折损于日本，其中大部分战死，另有两万余人被日军俘虏。
在这些俘虏中，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被日军一一找出来杀掉，唯独刚刚被忽必烈征服的‘南人’幸免于难，因为倭人认为，他们对大元帝国没有什么认同感，比较不容易反叛。
第二次征日战争，就在元军的惨败中落下了帷幕。
（pS：特别搞笑的是，范文虎在逃回中原之后，竟然悄悄隐瞒了元军失败的实际原因，因为他的保密工作做的实在是好，直到第二年，忻都等人由高丽方向逃回国内后才被发现，他本人也因此被革职查办，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忽必烈便又将他起复为官，最终此人在投降元朝20年后方才寿终正寝，享年80岁。）
又一次在这个弹丸小岛上折戟沉沙，忽必烈暴跳如雷，尤其是十几万精兵的损失让他十分肉痛。
为了将这个接二连三打自己脸的倭国彻底抹平，忽必烈完全忽略了国内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于1283年任命名将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并从怯薛军中挑选了两万名精锐作为中坚力量，准备发动第三次征日之战。
除此之外，由于第二次征日之战时，元军的大部分战船都毁于一旦，忽必烈自1274年起便不断传旨江南及高丽，命诸行省大造海船，以供大军征战之用。
有道是，皇帝动动嘴，下面跑断腿。
在接到了圣旨后，各地官员便开始严格执行他的命令，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按各户的人数开始摊派造船所需要的费用，并征调民夫以及各类造船所需的材料，一时间导致全国各地民不聊生，大批的百姓实在难以为继，只能揭竿而起。
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江西南康一名叫做杜可用的百姓利用‘白莲会’组织起义，在短时间内裹挟了数万不堪压迫的流民，并自称“天王”，开始公然反抗元朝的统治。
时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的贾居正闻讯后，任命手下大将方文为招讨，负责剿灭这支叛军，方文得令后仔细分析了杜可用农民军的心理和作战方式，决定采用奇袭，他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商人的样子，将一小队精兵暗藏于自己所乘坐的船队之中，而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农民军的心腹重地，并直捣黄龙，将聚集在一处茅屋中的农民军首脑全部生擒，并将他们磔死于南昌，以儆效尤。
磔刑，是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他的处决方式是先将肉从骨头上一片一片割下来，然后再趁着犯人未死之时活生生的将他的各处肢体切下来，最后在犯人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之时再用刀割断他们的喉咙，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血喷出几米高，然后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忽必烈之所以将杜可用等人处以这种极刑，完全是为了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希望能用鲜血来让他们忌惮。
可忽必烈却不知道，杜可用等人之所以反叛，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反叛，而是因为这个世道已经让他们活不下去了。
但很可惜，与其重典治乱，不如与民休息这个道理，忽必烈此时忘得一干二净。
就在杜可用举兵起事的同一年，位于福建的畲族首领陈大举也发动了起义，与其叔父陈桂龙在漳州自立为王，年号“泰昌”，并凭借地形优势，对前来围剿的元军展开了迎头痛击。
至元十九年四月，福建征蛮都元帅完者都、右副都元帅高兴率大军围剿，并以之前也曾反叛降将黄华为先导，连破起义军五寨，并以招安为名将陈大举诱至半山腰生擒，斩首于漳州。
可就在平定畲族人起义后没多久，黄华又再次起兵反叛，并改用“祥兴”五年的年号（宋末帝赵昺的年号）。
而这次反叛的原因则正是因为忽必烈要准备第三次东征，所以对于福建这些沿海的省份压迫更甚，与他互相响应的，还有广东人林桂方和赵良铃，他们在广东新会县建立“罗平国”，自称年号“延康”，聚集了万余人开始袭扰各处元军所控制的城市，只不过仅仅四个多月后，他们便被元军剿灭。
但相比于广东义军的小打小闹，黄华的威胁十分巨大，因为和人烟稀少的广东不同，福建人口稠密，再加上当初南宋流亡朝廷一直在福建境内活动，所以在他打出恢复宋室的旗号后，响应者极多。
而且由于福建本就是造船厂最集中的地方，一旦这里失去控制，忽必烈第三次东征的计划就会耽搁上很长时间。
所以在得到了黄华反叛的消息后，忽必烈急忙下令在扬州操练，预备东征日本的刘国杰部（刘国杰当时任征东行省左丞，是阿塔海的副手）与调任到浙西行省的高兴部，配合江淮兵和福建兵四路齐进，围剿黄华。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元军，黄华也急忙做出了应对，他将麾下的全部兵力都屯驻于建宁（今福建三明市建宁县），并在这里布下了层层工事，准备抵御元军的进攻。
但起义军终归不是正规部队，在面临这个时代最悍勇的蒙古骑兵时，他们脆弱的防守显得不堪一击。
蒙古铁骑再一次用鲜血证明了他们“陆战无敌”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起义军先在铅山被高兴部斩杀八千余人，而后又在建宁城被元军击败，黄华只好退往江山洞，在再一次被打败后又退向了赤岩寨负隅顽抗，最终又被元军击败，而黄华也自焚而死。
但这些起义军的死并不是毫无价值，在各地纷纷爆发反叛之后，无数的紧急军情通过驿站不断往大都汇聚。
忽必烈只是被一时的愤怒冲昏了头脑，而今冷静下来之后，也感觉到了情况似乎有些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毕竟，民间的反对声音已经转化为实质上的反叛了。
再加上因为黄华的这一闹腾，连在江淮训练的东征军都不得不被抽调出去平叛，这也让他更深刻的意识到，再次发动跨海作战，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可两次东征的失败再加上十几万精锐的死伤又让他如鲠在喉，他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此刻，继续还是停止成为了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
不过很快，这个难题就有了答案。
而给忽必烈答案的，叫做安南。
大家注意，此安南并不是咱们所熟知的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而是指的一个国家。
安南，即今天的越南，自秦朝时期便成为了中国领土，但却在五代十国时期独立了出去，作为各代中原王朝的藩属国而延续至清朝。
早在1261年，忽必烈刚刚即位后，安南国王便遣使来朝，并许诺三年一纳贡，正式成为了大元帝国的藩属国之一。
公元1277年（至元十四年），安南国王陈光昺薨逝，其子陈日烜继位为王。
但他即位之后，却并没有向元廷递交国书，反而悄无声息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说来也是陈日烜倒霉，此时的高丽因为迟迟未能‘出水就陆’的事情惹的忽必烈十分不爽，再加上他又未曾主动遣使向元廷告知即位并上报户籍等六事（六事即：君长入朝、子弟入质、编制户数、出军役、纳贡、安置达鲁花赤），所以使得忽必烈勃然大怒，并立即派人前来要求他入朝参拜。
陈日烜也不傻，现在的忽必烈正在气头上，如果他贸然前去，那估计就得人首分离了。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他决定装傻充愣，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大都，但该纳的贡却一点不少。
但此举却并没有让忽必烈消气，在他的眼里，安南不过是藩属国，对于自己的要求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所以即便陈日烜在纳贡之事上未曾有半点差池，却也没能让他满意。
为了教训一下陈日烜，忽必烈下令设置安南宣慰司，并准备将陈日烜派往大都朝觐忽必烈的叔父陈遗爱任命为新的安南国王。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大元朝的后院再次起火，而且这把火烧起来的地方就位于安南的南侧——占城。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过，在南宋流亡朝廷不断流亡的过程中，时任南宋丞相的陈宜中就抛下小皇帝逃到了占城避难。
而在南宋彻底灭亡之后，占城也意识到了元朝这个庞然大物似乎不太好惹，于是急忙遣使通好，忽必烈也没有追究他们收留南宋流亡人的责任，反而封占城国王为郡王。
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下诏令唆都前往占城设立占城行省，准备将占城彻底纳入大元帝国的版图，但此举无异于是剥夺了占城王室的地位，让他们从藩属国的君主变成了大元朝的官员。
虽然在权力上没有什么改变，但在身份和地位上却相差甚远，于是占城王室上下对此十分生气。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元朝派往暹罗国（泰国）和马八儿国（古国名，宋时也称注辇国，位于今印度科罗曼德尔）的使臣途经占城国境之时，他们便私自将使团扣押。
这番举动彻底惹怒了忽必烈，认为他们简直是给脸不要脸，遂下旨意，命从江浙、福建、湖广等行省征调五千兵马，战船两千五百艘，以唆都为帅，自广州出发，经由水路进攻占城。
不过占城一乱起来，元廷对于安南的关注度自然就降低了下来，这也给了陈日烜一些宝贵的时间，让他能够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应对来自元朝的危机。